中华文化既是气象万千，又是奇姿妙趣。例如，我们有时可以用“逆证”法而探知历史上久经迷失、极难考究的重要课题的真相大致若何。因此，对于雪芹撰著小说的若干历史情状，也可以运用此法来窥测一二。

    什么叫做“逆证”法？我指的是：一个晚出的、明知其不确的、但流传甚久的说法，却可以“掉转来”证明早先的真正的历史实际。此法既“逆”又“反”，所起来未必受人尊重，却实在是一条不容轻忽的道理。

    我举的例子是一桩“早著盛名”的文字狱与雪芹其人其书的一种微妙的关系，能给人以很新的思索线路与很多的文化营卫。

    这桩文字狱发生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可是我们却须溯源于雍正阴谋夺位这件丑闻上去。用兵力帮助雍正“成功”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但雍正把他们都铲除了，单单感谢一人：张廷玉。张廷玉最了不起的“功劳”是亲手修纂康熙《圣祖实录》时将雍正如何阴谋夺位的一切破 痕迹都消灭了，把史实作了最大的歪曲篡改。(这种歪曲篡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四库全书》和的“对策”上去)雍正因此格外青眼，要把张廷玉日后“配享太庙”——唯一的汉人进入满人祖庙的特大荣宠。

    雍正安排妥善，特以“四子”弘历嗣位，而以张廷玉与鄂尔泰为“扶保幼主”的两个主要辅政大臣。

    鄂尔泰，满洲人，姓西林觉罗氏。原系内务府籍(奴籍)，后因位居极品，官书正史讳言内务府出身：又因身后遭谴，贬旗降入镶蓝旗(八旗之最末旗)[注一]。鄂尔泰为人正直，在内务府时不肯去迎合雍正(那时还是皇子)，反而受到雍正的佩服与信任。他在雍正手下也并无丧品败德的恶迹，倒是很受人尊敬。

    两位辅政大臣，人品性格太不一样了，渐渐由“合不来”而发展为分朋树党。二人各有一班人“忠”于本党本派，日演日烈，水火冰炭，其情状朝野皆知，乾 隆也很“了解”。

    张氏手下有张照、汪由敦等多人(张汪皆乾隆“书法”的代笔人)，张党人多智广，鄂派常为所抑。鄂公则有徐本、胡中藻等人为之壁垒。(徐本与平郡王福彭等，同为乾隆初期主政大臣)鄂公虽后来也成了“军事家”大将军，实则从早就是一位爱文惜才、激扬文化的江苏布政使，所以颇能吟咏，他的受知于康熙即由于作诗称旨，因此，也就有了这种家风，子侄辈、幕客中，多有诗文之士。他又历任主考，门下多士，亦自可知——这里面就出了一个胡中藻。

    鄂尔泰卒于乾隆十年(1746)四月，张廷玉卒于乾隆二十年三月。张氏临末惹恼了乾隆帝，遭到了很大的责辱，差—点儿被治罪。鄂派当然称快。张党之人，衔恨移怨，遂向鄂党报复。便有人出了高招，将他们最恨也最怕的鄂公门生胡中藻选为目标，摘其所为诗句，罗织中伤，达于乾隆，乾隆竟为所惑。胡中藻其时官任内阁学士。鄂尔泰之大兄鄂善，有子名曰鄂昌，官至甘肃巡抚。中藻、鄂昌二人以世谊唱和往来的诗章，竟被人摘出“悖逆”之词，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发作了[注二]，——中藻坐斩，鄂昌“赐自尽”，抄没了家产。乾隆极为震怒，连已死的鄂尔泰也怪上了，将他从贤良祠中撤位！

    获重罪之家，是没人敢与之来往的，连至近亲戚也不敢多走动，处境至难至 惨，城中是住不下去的了，遂避居西郊。靠鄂昌之子鄂实峰做幕为生。鄂实峰晚年方娶了香山的富察氏之女为妻，于是安家于香山脚下健锐营一带。实峰生子名少峰，二女西林春与露仙姊妹。他们家势虽然败落了，诗文的家风却皎然不坠，都有很高的造诣。

    西林春是鄂昌的孙女，也是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福晋(王妃)西林氏的内侄孙子。到道光三、四年间(1823)。西林春为了谋生，寻到老亲荣王府，留下做了贝勒奕绘的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