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个“三才”思想观念。它反映在《易·说卦二》，其文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这就说明，中华先民的宇宙观是“天地人合一”论，而三者皆以“才”为之标称，是“才”之重要可知。换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义可思。盖道者，就其质性含蕴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现而言。中华汉字的“才”，本义是标示植物的萌生，无限的生命之力正在开始发展发挥。

    “三才”包括了宇宙万物、人生社会的一切事物、活动、表现、成果。明人编纂的巨著《三才图绘》，正是此义的一个具体理解与纪录。

    中华先民认为，天有天之才，如风云雨雪，寒暑推迁，皆是也。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动植，金银玉石，皆是也。而人独为万物之灵，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华的最高表现是也。

    中华先民达到了这一认识，方能有这样的著作产生。

    人的价值、使命、功能、抱负……，都由这儿开始，而且不断发展对这种认识的深入思索、反复探求的智慧活动。

    是以，我曾将这种认识标题为“三才主义”(见《中国文化》第8期)。

    古人从“三才”的认识自然达到了下—步的紧跟着的认识，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必如此，方为能尽天之赋才。不然者，即非“顺性命”，而成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从这儿，就发生了人才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就是人类文化所不断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中华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视这一最大问题的学问。

    经、史、子、集，统统是人才的思维言行的结晶纪录。虞书禹谟是如此，“太史公书”是如此，孔、孟、老、庄是如此，李、杜、欧、苏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后，方可归题于小说这门学科。当然所谓小说，是指中华小说，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而言。

    文学基本常识，西方对小说的定义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观念。在我们，小说是史之支流，所谓稗史、野史、外史、异史、外传、别传……，都是此一观念的体现命名。“讲史”又是“说话(说书)”市井文娱中的首位分支专科。现存的历史类演义小说从“开辟”一直到清朝、民国的厉朝各代都齐全了还不算，别的小说也总要“挂靠”一个某朝某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连，总无例外。不叫“史”就叫“传”，其名似异，其质一也(如《三国》最早刊本也叫“传”，《水浒》是“传”，“说岳”是“传”……“海上花”也是“列传”……)。

    讲“史”毕竟为了何事？当然可以说是为了兴衰治乱，温古鉴今；但略略追进一步再问兴衰治乱是因何招致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国安民的圣君贤相、文武良材——问题就立刻显明了：原来，讲史就是讲的人、人物、人才。此点最关紧要。

    好的君相将帅，就是出众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没、屈抑、损害，则造成了乱世涂炭的时期。因此，讲史中尤为受欢迎的“讲三分”(三国故事)，就是赞叹魏、蜀、吴三方的各自拥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这儿，就包括着他们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小说中的“后人有诗叹曰……”正是良证。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商隐)写下过儿童慕效三国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叹是：“管乐有才真不忝(指诸葛丞相)，关张无命欲何如！”这就完全是他对人才的痛切的感叹。宋代大词人苏东坡(轼)则写出了“大江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