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评《红楼梦魇》(2)
高鹗把“庸俗化”了。你可以在“庸俗化”这三个字上写出大文章,甚至于写出专著来。而对于为什么好,我为什么这么迷它,她的书中一个字也找不着,她是这么一个怪人。这个张爱玲,宝黛爱情你怎么看的?她也不说。但她发出一个怪论,这个怪论呢,我看了非常得意。她说史湘云是真实的,今天的话就叫做有原型的人物,林黛玉是后来虚构出来的,诸位你们听了这也石破天惊吧,谁这么看过,谁这么想过,谁这么说过!好,由于提到史湘云,再说一句,她最后的一章,就是说那个旧时真本中原来的结局是宝湘二人重会,她考证到最后还是寻找这个,有的专家说曹雪芹写了两部,八十回以后他续了两回,一回仍然是他的老思路,是贾府没有抄家,另外他又写了一部贾府遭到了政治祸变,抄家。后来黛玉早死,宝钗也早亡,最后贾宝玉出家了,这个呢,矛盾。到底她认为哪个更符合曹雪芹最末本意呢?她没法判断,这个成了张爱玲的平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这么一个大难题。也就是说,她十年走到这点上,做了结论了吗?没有。但这才是她最关怀的一个主题,我今天把这一点告诉诸位,一个大理论,我已经把它简化到无以复加了,我没有办法再简化。她平生有三大恨,两恨是老词,古人的。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第三恨呢,未完。她说为什么未完?我非得要追寻一下真正的曹雪芹的,而不是高鹗续的那个。她就是为这花了十年,写了这本书,因为她没法解决,她所以取了这么个怪书名。这个好不好,能不能这样子对待你十年的光阴?我不评论,诸位想一想,我们这样的文化问题,中国文化史上、文学史上仅仅有这么一个特例,没有第二个,你把小说从开天辟地到、、,你看看就知道,这个大特例,引动了全中华人的头脑的活动,为什么?那是文艺问题吗?不是的,这是个文化问题。我今天和诸位谈,我说一百句、一万句,我只有一句,文化大问题!那么张爱玲因为太爱了,所以她特别恨高鹗,她给高鹗的评价,是她自己承认,简直就是破口大骂了。她说了三句,第一句是“庸俗化”,第二句是说高鹗的后四十回是“附骨之疽”,第三她说高鹗“死有余辜”。了不起!死有余辜!这四个字是随便由一个有修养的中华女士嘴里,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吗?请诸位想一想,我没有意思,没有任何意思请这么多在座的来同意我的话,同意她的话。我毫无此意,而是说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办?我们就永远不解决?再过五百年,一千年,这不好。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中华大文化的问题,这么一个独特的例子,好!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