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坛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誉世界而兼作红学研究的，以张爱玲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响，超迈等伦。

    这是事实，并非夸张抬捧之俗态。

    但，红学流派甚多，风格各异，她属于什么“派”？价值何在？为什么她有过人的见解和成就？这都应该深入考论一下，方能使流辈获切磋之功，后贤知引路之惠。

    很清楚：她是个“胡适考证派”。

    她不是书呆子，弄书本，作校勘，别的不会；不是的。她通西文，工翻译，创作小说剧本，曾获最高评价，列榜第一。她读的古今中外的小说，不知其数，烂熟于胸中——这样，才真算有资格作个被人嘲贬的“考证派”。

    她的红学学识，集中在作者、版本两大方面，就表明了这即是“胡适先生红学”一线的继承者。

    她学贯中西，所以不仅仅是通古文，富有“乾、嘉朴学”的流风遗韵……。

    这就值得世上自命为“红学家”的许多人闻声失色。

    “胡适考证派”的骂名最“盛”了，人皆畏而避之，敬鬼神而远之。“红学革命”的呼声也不满于以研究作者、版本为深切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的这个“考证派”，曾被认为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想回头”，呼喊“红学革命”。这“命”怎么“革”法呢？据说是要“回到文学创作上去”。

    这个“革命口号”和“宗旨”，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对所以产生“红学”的内在原因是不知重视的，对中华文学传统的“知人论世”这条原则也是不太理解的。他只要“文学创作”这个观念，别的都在“革”掉之列。那么，这种“革命”由学者教授去领导、实践好？还是由大作家担任好？

    无疑，应属后者，而由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实现“红学革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不知缘何，让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证派”，即“革命”的对象！

    这个事例十分耐人寻味。

    张爱玲在香港生活，后转美国，她应早已闻知那个在香港首倡的“红学革命”了；可惜她没有认识这条新道路。

    她的“考证”可谓变本加厉，细腻之极——也繁琐之甚了！

    我并不喜欢她的“考证走向”。我佩服她治学的精神态度，专诚挚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创获，为人所不能见，不能道。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认一部伟大作品须有一个大家基本共识可读的文本，那么这个文本即应视为艺术既定型体，而不再是逐步制作、修改、打磨、润色的“历程”，即片段的积累组织的“工序”状况。无奈，张女士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却正是那些“工序”中的片段之如何组缀，如何改动，如何“补苴”……。

    曹雪芹的，魅力由哪儿产生？绝不会是那么琐琐碎碎的“部件”“榫卯”的材料和工技的事情。而张爱玲投入最多的似乎恰恰以此为“用武之地”了。

    对此，我是惋惜而感叹的。

    诗曰：

    尽如己意世间难，何必吹求仁厚宽。

    敬佩心情兼叹惜，通达理会味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