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越来越觉得只有和谈才是他的最终选择。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双方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亲赴通县五里桥，但他坚持的仍然是联合政府。失掉天津后，傅作义才明白自己的处境，毛泽东以林罗的名义写了一封亲笔信。历史悠久的古都北平逃过一场战火劫难。轰轰烈烈的平津战役走向尾声。北平一个初春的清晨，毛泽东踏上了“进京赶考”的大路。

    初次的试探

    1949年1月，大半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北平仍然寒气逼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平津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已调动大批军队集结在北平四周，傅作义如今完全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境地了。

    天津失守后，现在就只有和谈一条路可走了，而且这次和谈应该成功才行。傅作义默默地想。

    从平津战役打响起，北平和谈已经进行了两次。

    早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几经辗转才通过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找到了与东北野战军直接联系的方法。

    傅作义立即派了两名代表，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开出北平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里秘密见了面。

    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

    傅作义的两位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年岁较大一点的崔载之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社长，李炳泉是该报社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城内比较重要的非军事性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作义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向的关系，直接受傅作义的领导。所以，对傅作义来说，李腾九是个信得过的人，不会走露风声，跟共产党谈判，非同小可，绝不能让中统、军统寻到一点痕迹。而李炳泉正是李腾九的堂弟。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这两位代表虽然甚是焦急，但想到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也只好装着很沉着、很从容的样子。

    这个时候，林彪等人还无法确认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成员。12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要他派人到北平西郊青龙桥接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长刘仁到孟家楼谈工作。刘仁证实，李炳泉的确是中共正式党员。

    于是，双方开始谈起了核心问题。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