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代表能代表谁？还要秘密行动，是什么意思？起义是关系全军的大事，不能作儿戏。起义就起义，不起义何必骗人？骗人到时候要负道义上的责任。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说到这里，左也激动起来，忙说：“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黄河不是一条线！”

    说实话，我当时无力强迫左协中起义，但坚决反对他骗人。看他势在必行，劝说无益，当晚我即将这件事间接地转告了罗明，同时也告诉了高凌云。高和我一样坚决反对这种骗人的作法。后来，罗明代表郑重地对左说，起义事关重大，必须派个能负责任的人当代表，那两个代表我们不欢迎。这时，左又找我商量，并把罗明代表的话如实地告诉我，还说军部负责人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个人，那只好你去了。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但是，我不仅知他变化多端，而且得悉张云衢快要回到榆林，张为人难测，我不能不要求左对派我当代表赴延安谈判，作出必要的保证。于是，我向左提出，要求连长以上签名保证，至少也得团长们保证，他竟不答应，说：你这样一去情况可就大了。言外之意就是不能秘密了。罗明代表不肯再等下去，第二天就要回延安。当晚仓猝间左和我把要谈的事情大略说了一下，记得有五项，但现在只能记起四项：

    （一）起义后暂住榆林，以安军心，持短期施训后再调动；

    （二）政工人员随派，其余人事（个别不宜除外）希望维持现状，待以后有必要时再作调整；

    （三）请延安立即补给粮秣；

    （四）原榆林专署旧人员，除特工人员外，希望尽量量才留用，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因为左于1948年兼任榆林专员，故有此项要求。他着我拂晓出城，以免军民惊慌。这说明他要我当的是“秘密代表”。

    实际上我一出城，秘密就难保了。因为有名的公开特务虽然早跑了，但暗藏的仍然不少，他们会一刻不停地报告出去。果然，我一到延安，兰州和西安的报纸上就登载出来了。

    我去延安，决定仓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将赴延的一切当面告诉总部俞方皋参谋长，只在电话上和他作了详细的交谈。他说，二十二军既然在榆林起义，我决定带总部人员和特务营于后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发，开赴包头，请转告罗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军，予以照料。我把俞的要求转告了罗明，由于解放军的照顾，他得以顺利开到包头。但在总部开包头的影响下，所有第二十二军驻城外各处、扎萨旗、东胜县之骑兵团、炮兵营、保安团、工兵营、骆驼队等部队都拉去了包头，新编成了一个二十二军，俞方皋当了军长。（注：俞方皋所拉去的部队与原在包头的第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又编成一个新二十二军，于1949年9月9日随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

    我和罗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5里汽车抛了锚，等到换来汽车时，天已大明。行至归德堡南，适遇胡景铎持习仲勋给左协中的信去榆林。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协中商谈起义问题。我想，回去就会中左协中拖延起义之计。因为动身前，我已听说邓宝珊由北平派张云衢前来榆林传达指示，张快到包头了。张为人难测，未必能把邓的真实意图传达给左，若左一旦变化，不仅胡景锋没办法，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不回榆林，我是军参谋长，又是他派出的谈判代表，只要谈判达成协议，消息传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国民党中央也不可能了。一旦势成骑虎，届时他不起义也得起义。这种情况，胡景铎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实对他说了，他也未必肯听，他以为水到就会渠成。因此，我考虑再三，不同他圆榆林。此后的事实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下午8时，我们到了陕甘宁边区所在地鱼河峁，专员朱侠夫、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接待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