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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可没有语言学家那么幸运。尽管对地球的研究（藉由开采矿石）与化学密切相关，对生命的研究（通过医学）与生理学和化学（由于发现了生物体中的化学元素与无机自然中的化学元素相同）紧紧相连，但是，对他们来说，历史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对地理学家来说，最明显的问题都涉及历史 ——例如，怎样解释陆地和水的分布，解释山脉以及极为明显的地层。

    如果说地理学的历史问题是怎样解释地球的进化的话，那么，生物学的历史问题则是双元的：怎样解释个别的生物体从卵、种子或孢子中成长起来，以及怎样解释物种的进化。化石这种看得见的证据将两者联系起来：每一个岩层都会发现一种独特的化石群，但不会在其他岩层中发现。一位英国排水工程师史密斯（illiam Smith）于18世纪90年代发现，地层的历史顺序能以各地层特有的化石轻松加以确定，因此，工业革命的挖地活动便为生物学和地理学带来了光明。

    人们早就企图提出进化理论，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特别是追逐时尚但有时有些马虎的动物学家布丰（Buffon，《自然时代》[Les Epoques de la Nature，1778年]）为动物世界提供进化理论的尝试。在法国大革命那10年里，这些尝试迅速获得进展。爱丁堡沉思默想的赫顿（James ton，《地球论》[th，1795年]）和脾气古怪的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从伯明翰新月学会中脱颖而出，并以诗的体裁写出一些科学著作，如《动物生理学》〔Zoonomia，1794年］）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地球以及动植物物种的进化理论。大约与此同时，拉普拉斯甚至提出了哲学家康德和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曾经预见到的太阳系进化理论，并将人类高度的心智能力视为其进化史的产物。1809年，法国的拉马克（Lamarck）在后天性格的遗传性基础上，提出了第一套有系统的现代进化论。

    这些理论无一取得胜利。事实上，它们很快就遇到了诸如托利党人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那样的疯狂抵抗。该杂志“对启示录的信仰是很坚定的”。如此一来，诺亚洪水该怎么办？物种是一个个分别创造（暂且不说人类）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最重要的是，社会的稳定性如何维系？这类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头脑简单的神父，而且是头脑不那么简单的政治家。伟大的居维叶，这位对化石进行系统研究的奠基人（《关于化石骨骸的研究》［ Recural ory of Man，1819年）撤消发行。他实在太不明智了，因为他不仅讨论人的进化，甚至还指出进化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他的公开认错保住了眼前的职业、未来的事业以及永远的良心不安。他只能以恭维一次又一次偷印其煽动性著作的激进派印刷勇士，来安慰自己的良心。

    直到19世纪30年代，如我们将观察到的那样，政治再次向左转，随着赖尔（Lyell）著名的《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Geology，1830－1833年）的发表，成熟的进化理论才在地理学中取得突破。《地理学原理》终结了水成论者（Neptunist）和灾变论者的抵抗。水成论者以《圣经》为据，辩说所有的矿物都是从曾经覆盖地球的水溶液中沉淀而成（参见《创世纪》第一章，以及第七至九章）；灾变论者则继承了居维叶孤注一掷的辩护传统。

    这同一10年内，在比利时作研究的施梅林（Schal）的发现为止，科学保守主义仍然能够以证据不足为由来否定这一令人生畏的前景。

    至此人们不得不承认：（1）迄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那些动因，曾在时间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