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不如组织更加严密的僧侣阶级那么多），以及收取封建税捐的权利。在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不那么显要。绝对君主制尽管在其性质上仍是贵族的甚至封建性质的，但它尽可能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独立和职责，并削减了他们旧有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States－ General）和最高法院。这一事实持续在高级贵族和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长袍贵族是后来国王们因各种目的，主要是出于财政和行政目的而册封的，一个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产阶级，只要能通过残存的法院和三级会议，就能表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不满。贵族在经济上的忧虑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生来就是，并且按传统一直是斗士而不是挣钱的人，贵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经商或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依靠其地产收人，或者如果他们属于享有优惠的少数大贵族和宫廷贵族，则依靠富有的婚姻、宫廷的年金、赏赐和干薪。但是，有贵族地位之人，其开销是很大的，并且不断上涨；而他们的收入却在下降，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财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们勉强进行管理的话。通货膨胀使诸如租金这样的固定收入，逐渐减少其价值。

    因此很自然，贵族们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项主要资产，即公认的阶级特权。在整个18世纪，在法国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他们不断侵占官职，但专制君主却宁可让在专业上称职、在政治上无害的中产阶级人士来担任这些职务。至18世纪80年代，甚至要有贵族的徽饰才能购买军队的委任状，所有主教都是贵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宫廷管家一职，也大都被他们夺占。由于他们成功地竞争了官职，贵族不但触怒了中产阶级的感情，他们还通过日益增强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权的趋势，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同样，他们，特别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或劳役，不过这比较少）。为恢复这类已过时的权力或从现存权力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一种全职的、研究封建法的专家（feudist）产生了。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巴贝夫，于1796年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暴动的领袖。因而，贵族不仅触怒了中产阶级，而且也触怒了农民。

    农民这个也许占了法国人口80％的广大阶级，他们的地位绝对不值称羡。大体而论，他们实际上是自由的，并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实际数字中，贵族仅占所有土地的五分之一，教会地产也许占另外6％，这一比例随地区而波动。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辖区，农民已占有38％－40％的土地，资产阶级占18％－19％，贵族占15％－16％，僧侣占3％－4％，还有五分之一是公地。可是，事实上多数人都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的土地，由于技术普遍落后，这个问题日趋严重；而人口的增长，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问题日趋恶化。封建税捐、什一税和赋税掠走了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比例日渐增加；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使剩余部分的价值日趋减少。只有少数经常有剩余产品出售的农民，才能从涨价中获得好处；其余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涨价之苦，特别是在歉收年，因缺货造成的高价主宰着市场。无疑，由于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里，农民的情势日益恶化。

    君主政体的财政困难使问题攀升到危机点。该王国的行政和财政结构大体已经过时，如前所述，企图藉由1774－1776年的改革来修补这一结构的努力，在以最高法院为首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下，已遭失败。然后，法国卷入了美国独立战争。对英国的胜利是以其最后破产为代价换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独立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种权宜之计都尝试过了，但收效日少。当时支出至少超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