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虽然大有人在，国家大政，特别是边防危机却很少有人过问。他们哪一个在台上都是如此。人们清楚地了解，除了面孔不同，姓名籍贯有别以外，他们之间每个人的心术、伎俩、作风等等都好像是一块印版上印出来的，谁也没有新的看法，谁也拿不出新的办法。他们本来就是从一根藤子上长出来的窳果烂瓜。

    看来在边疆危机上，还是宣和天子本人比他的大臣们多操了一点心。

    譬如，从燕山府“惨复”以来，他曾经好几次召见熟悉边疆问题的赵良嗣、马扩，有所咨询，表示他很关心那边发生的情况，态度也好像十分诚恳。他使马扩一度对他产生新的幻想，认为官家在事实教训下，已经下了决心，想把搞得一塌糊涂的局面重新整顿一下，希望的曙光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可是官家的决心是十分有限的，他的一切措施仍然凭一时冲动，一时好恶，想到哪里，做到那里，或者随着事变之来，临时应付一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谈不到有什么通盘计划。至于说他已经痛改前非，准备与民更始，那更是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的梦话。

    在一次奏对中，马扩奏明了耶律大石在西方的活动，并介绍了耶律大石之为人。官家对此很感兴趣，忽然想出一个点子，要想师“海上之盟”的故智，派人与耶律大石联系，约他双方夹攻金朝。当时耶律大石努力经营天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已经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暂时并无回师东向与金人抗衡的可能性。马扩分析了形势，力劝官家不要存在与事实相距太远的幻想。这次官家又没有接受马扩的意见。派去与耶律大石联系的人走不到一半的路程，就连人带书函，一起被金人捕获，引起金人强烈的责问。朝廷当然也可以把责任推向下面，无如国书上印玺历历在目，证据具在，要完全推卸责任是办不到的。这一件虎头蛇尾的事情，并未得到一点好处，反而为金人造成一个口实。

    这一错误又引起另外一件性质恰恰相反的错误。宣和五年冬季，接伴大金贺正旦使王昂以“使事不谨”的罪名被特敕勒停接伴职务。这一次是因为金朝派来的使节对上述事件啧有烦言，状元出身的王昂多少还有点骨气，他出于外交官员的责任感，为朝廷辩护了几句，金使就跑到政事堂大闹起来。这时官家好像被人抓到人证物证的舞弊犯一样，理亏情屈，唯恐再因此开罪了金使，不问情由就撤去王昂的官职，以谢金人。

    这两件事，或左或右，或过或不及，都办得不妥当。官家想到就做，做了又要后悔，后悔了并不补过，有时反而以更严重的错误来掩盖以前的错误，以致造成更大的后悔。边境大计，显然经不起他几次后悔的。

    在边境用人问题上，也是如此。

    官家对童贯的反感越来越深，这在第一次伐辽战争时就已略露端倪。童贯无法改变官家对他的好恶，但有本领做到官家即使不喜欢他，仍然不得不借重他。这一点却是蔡京、王黼他们办不到的事情。官家虽然宠爱蔡、王，高兴时可把他们加诸于膝，放在揆席的地位上，不高兴时，又可以一脚把他们踢开，推入万丈深渊，无所顾惜，也不怕发生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对童贯则不然，宣和五年燕山收复以后，官家做了一件快心的事，把童贯撵下宣抚使的位置，代之以贪吃懒做的宦官谭稹。可是事实证明，谭稹实在抬举不起，他在前线一年，举止乖张，行动失常，引起各方面的怨气冲天。官家迫不得已，只好再次起用童贯为宣抚使主持前线军事。

    这是一个违反官家本意的任命，与此同时，官家又暗中做了手脚，提高郭药师的地位，使他专制燕山一路，不让童贯插手其间，目的是要鼓励郭药师更加尽心殚力，为国效力。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件直得官家大大后悔的事情。姑不论郭药师之为人能不能为大宋朝做到捍卫边患的虎将荩臣，在一座山里，放进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