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展示自己的画作，如果她变成了一位知名画家，那是多亏了里维拉的推动，他实际上强迫弗里达于1938年在纽约举办展览。那时她认识了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勃勒东，他被那位超现实主义的女画家给迷住了，“但她不知道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1939年她在巴黎开画展，差不多被包括在那个美学运动之内。几年后，在斯大林主义的狂热高潮中，弗里达抛弃超现实主义，因为它是“资产阶级艺术的一种颓废表现”。

    弗里达后期成为一个狂热的亲苏分子，何以到此地步？应该讲讲她的经历中最苦涩、最可怕的那部分。无法言喻的折磨，噩梦。弗里达的身体是如何逐渐崩溃的？她的脚溃烂了，她的背弯了，她渴望有孩子，但却不能（她经受了四五次流产，在她卧室里保存着一个装在甲醛瓶子里的无名人类胚胎）。她被挂在器械上，腿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最后几年每天喝两瓶）。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腿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简单和冷静地列举她所受的折磨足以令人窒息，好像在亲眼目睹她生活中的恐怖。总之，她的最后几年很可怕。毒品和酒精使她失去理智；她画的少量作品展示出笨拙和错乱的笔触。就是在那时，她更加坚持共产主义信条——弗里达不信上帝，她需要找到某种安慰，给她如此多的苦难、如此多的恐惧赋予某种意义：“我只是复杂的革命机构里的一个细胞”，她写道。她在自己的紧身胸衣上画斯大林的肖像，镰刀和锤子，还有一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将赋予病人以健康》的感人作品——在这幅画里，一位来自上苍的神奇的马克思把兴高采烈地扔掉自己拐杖的弗里达握在手里（那时她的腿已被截肢）。但她最后一幅画是一张西瓜静物画，她在鲜红饱满的西瓜瓤上写道：“生命万岁”。

    1953年4月，弗里达的第一次大型画展在墨西哥开幕；她身体状况那么糟糕，主办者以为她将无法出席，但迭戈想出一个主意，把床（那张带华盖的笨重大床）运去，把它安放在展厅中央，然后用救护车把弗里达送去。卡洛就这样出席了她的开幕式典礼，她服用了毒品，脸色青灰，但浓妆艳抹，精心打扮（她坚持重塑自我），躺在床上。她所有的朋友都一个接一个地去问候她：那是一种宗教仪式，就像信徒们为前去亲吻圣女的披风边角而排的一条长队。她躺在自己永恒的床——床世界上，躺在她苦难的帆船上，用失色的微笑和珠光宝气的手，与所有人告别。

    参考书目

    ○安德雷娅·凯特曼：《卡洛》，袖珍版。

    ○勒克莱齐奥：《迭戈和弗里达》，今日主题出版社。

    ○劳达·哈米斯：《弗里达·卡洛》，西尔塞出版社。

    ○埃利·巴特拉：《卡洛，妇女，意识形态和艺术》，伊卡利亚出版社。

    ○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加：《伟大的蒂娜》，埃拉出版社。

    ○海登·埃雷拉：《弗里达，一部传记》，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