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党、政府和广大群众对回国治疗和休养的志愿军伤病员，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只要得知哪个医院住进了伤病员，党政领导干部和一些群众就主动前往医院慰问，有的还参加照料伤病员的工作，或者自动献血救治“最可爱的人”。有些城市还发动影剧界每月固定给伤病员放映电影、演出文艺节目。重大节日期间，各界人士都组织慰问团（组）到病房看望伤病员，赠送各种慰问品。不少群众也自发地拿着鸡蛋、水果、点心等等，到医院慰问人民子弟兵的伤病员。伤病员普遍受到祖国同胞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深受感动，增强了同伤病作斗争的毅力，决心争取早日康复，重返前线，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早在1950年11月上旬，志愿军入朝首战告捷和第二次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回祖国后，全国人民就掀起了往朝鲜前线寄送慰问信、慰问袋、慰问品的热潮。北京燕京大学，学生在3天内就寄出慰问信300多封和600多个慰问袋，有的在慰问袋内还装有一张卡片，写道；“亲爱的同志：献给您毛巾、肥皂，用它来擦干您的汗水，洗净您身上敌人的血污，好好休息一会，准备第二次的进攻，让敌人又一个躺在您的利刀下。”上海著名作家章靳以在慰问信中写道：“我一定用我的笔写下你们的光荣史诗。我还要鼓励我的学生响应祖国的号召，投考军事干部学校，作为你们的后盾。”各界人民发自内心支持与拥戴志愿军的慰问信、慰问袋等，纷纷寄送正在奋战中的英雄儿女们之手。到1951年1月，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各地就寄出慰问信45万余封，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品61万余件和慰问金人民币114万多元。至同年底，寄送前线的慰问袋已达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余件。在整个战争期间，仅华北地区寄给志愿军慰问信就有103.9万余封。这些慰问品，凝聚着中华大地的人民对志愿军勇士们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激励着他们英勇杀敌，报效祖国。

    为了更直接地向志愿军表达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由衷热爱和抗美援朝的坚强决心，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和倡导下，先后派出了三届慰问团赴朝慰问。慰问团的成员，一届比一届多，代表性也更广泛。其中包括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工农业劳动模范和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代表，文教界、新闻界、工商界、宗教界和海外华侨的知名人士代表，以及全国各主要剧种中最负盛名的演员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由575人组成的第一届慰问团在总团长廖承志率领下，于1951年4月初抵达朝鲜。他们代表全国人民向志愿军领导人致敬致谢，献旗献礼，志愿军领导人向慰问团汇报了入朝后作战的情况。代表团将携带的由全国人民捐赠的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以及1.5万多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分送给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以及朝鲜人民。时值志愿军正紧张地进行第四、五次战役，在慰问过程中，因遭敌机轰炸扫射，有4位慰问团成员光荣殉职。该团5月29日回国后，分别到全国2050个县广泛宣传了中朝人民军队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和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更加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

    1952年9月又由1097人组成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总团长刘景范率领下，于同月18日从北京出发。他们在朝鲜前线40多天的慰问活动范围更大。有的代表带病踄过海滩上的烂泥，慰问守卫海岛的战士，有的冒着大雨，翻山越岭，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到阵地前沿慰问；有的到英雄营、连，访问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代表们还分别到杨根思、罗盛教、姚庆祥等烈士墓前举行扫墓仪式。普遍地慰问了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召开慰问大会、座谈会3100余次，分赠慰问品6000余吨。给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