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第一次的事件发生在万历十五年，首辅申时行藉京察之便排除异己，身为资浅官员的他虽有原则和气节，不肯同流合污，并且挺身仗义执言，但却无政治上的实力，和已盘踞官场数十年的申时行较起力来当然是落了下风，于是被贬为桂阳州判官。

    第二次则是万历二十一年，他已被召回京中，任职吏部文选郎中，适逢会推阁臣，他推举了王家屏，因而忤了万历皇帝的意，被削籍罢官。

    他从此就与宦途绝了缘，但是，即使罢官返乡归里，在家中做一名无官无职的寻常百姓，他心中那份属于知识份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仍然分毫未减；甚至，因为“身在野”，而更能深入民间的发现到了许多社会问题，存在于他心中的“忧国忧民”的感怀就更重了。

    因为政治由清转浊，经济由盛转衰，万历中期的全国百姓已经开始承担繁华过后的后遗症和痛苦了——原先由富裕而形成的逸乐和淫靡，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而在经济力衰退以后，这种社会风气又间接促成了人心的堕落与道德的败坏；看得他在在忧心如焚。

    而存在于知识份子间的学风，更是加速社会风气恶化的媒剂；一代大儒王阳明离开人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在蔚为学术的主流，风行一时之后，形成一个学派，弟子、再传弟子多得无法计数，延绵了数十年，已经衍生了许多流弊；一则流于谈“心”的空洞虚诞，而忽略了道德实践；一则强调以“心”为是非的标准，结果是以“自己的心”为标准，而排斥“别人的心”；更甚者坚持己心不受约束，连带使行为也肆无忌惮——种种的流派早已脱离了“王学”的真谛，甚至与王阳明原本提倡的学说根本是背道而驰的。

    但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学说却因为少数人的“蓄意炒作”而十分风行，尤其是王阳明晚年所提出的“无善无恶”说，更成为“利用”的对象，一般追名逐利的无耻之徒、不法之徒打着这样的招牌来混淆是非善恶的标准以攫取利益，使得世道人心、社会风气更加的败坏。

    王阳明晚年思想圆通，指点弟子常有不落善恶两端之语，而且晚年的许多观念、见解都不及详加说明，因此他死后门下的许多弟子把他的学说中加入自己的意见，各持一说，常失阳明的本意。“无善无恶”，阳明本人没有多谈，乃是他左派的弟子王艮的弟子周汝登拿出来大加标榜的。

    到了万历年间，王学的末流又发展出了一个支派，那就是“狂禅派”——从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何心隐发微，到李卓吾以异端自命的集大成，更把已经变质的王学带到一条极端个人主义的狂诞之路，而且吸引了不少的追随者，也影响到了文学的风气。

    最先是李卓吾的弟子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以籍贯公安而形成“公安派”；再接着，钟惺、谭元春也组成了“竟陵派”——两派虽然名称不同，文学的主张却是一致的，都从“李卓吾式”的“自由”、“狂诞”出发，打出些诸如“诗主性灵”的旗号，雕琢些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文字；再接下来，“小品文”的文体被这干人捧出来了。

    小品文是标准的“休闲文学”，三言两语、轻薄短小，文字往清奇幽雅的风格发展，内容则尽多是吟风弄月的感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兼杂一点李卓吾式的“亦儒亦佛、非儒非佛”的似是而非的“禅”；推出之后大受社会群众的欢迎，于是开始兴盛了起来，兴盛了一段日子之后，后遗症也跟着来了。

    文坛几乎全被这种柔靡的文风所席卷，竟有如提早反应了国运似的呈现着一股末世的气氛，一篇篇没有内容的文字游戏在在都是“玉树后庭花”式的华美柔媚，引领着读者走进一个虚幻的、萎靡的、只想享受眼前的唯美感受而浑然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