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泰宁部等军所挑起，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摆到那方去了；至于女真，所进行的都是“内战”，并没有波及大明的百姓和城池，他们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不但拜音达里的奏疏被当做寻常公文处理，而后在万历皇帝的懒惰中“留中”了，就连两年前的古勒山夷战，有关的公文从辽东送来了以后，也一样的按照一般的公文流程处理后“留中”了；辽东已经隐隐形成的趋势和努尔哈赤的雄心壮志，因为懒隋和无知，在大明朝廷中被整个的疏忽了。

    偶尔还会被人提上一提的是，炒花又率众侵扰辽东了，新上任的辽东总兵官董一元亲自带兵给了炒花一次迎头痛击；或者，建州派了舒尔哈齐到北京来朝贡，给了“宴赏”——像是承平岁月里的一些点缀，却不曾有人意识到，这承平的岁月其实只是福寿膏的烟幻化成的假象。

    当然，整个的大明朝廷也并非全然无事要忙，尤其是兵部，大小官员们的工作并不轻松；朝鲜的战事虽然已经决定了“讲和”、“封贡”，所派遣的正、副使臣也已经准备出发，任务还未完成，有待处理的事务仍然多得不得了；四川播州征剿杨应龙的战事也已经展开，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承办这件事的帜员便忙得连喘口气的时候都没有了。

    赴日本主持封贡大典的正使遴选了临淮候李宗城，副使则遴选了都指挥杨方亨；而以沈惟敬任随从——这些人选其实早在去年十二月里就已经议定了，而迟迟没有出发，倒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头一件就是无知。

    本来，朝廷里的大臣们对“封贡”一事的意见十分分歧，甚至，不赞成的占了多数；只奈这个主意是兵部尚书石星所提出的，他目前又当权，这个主意便成为了决策。但是，尽管主意是石星提出的，他自己对日本的事务却毫无了解，仅从沈惟敬那里听说日本的最高领袖是关白丰臣秀吉，至于“关白”是什么官职，沈惟敬就弄不清楚了；再问沈惟敬：“日本以前有日本王的，现在还有吗？”

    这个问题，沈惟敬就更无法回答了；可是，这些细节没弄清楚，封贡的问题就多了——光是要封丰臣秀吉个什么名号都很难拟定——于是，他只好先派沈惟敬偷偷的先去一趟日本，把事情都打听清楚了，朝廷所正式派遣的正、副使才启程赴日。

    整个过程波折、胶着得一如现在的日、朝情势，石星本人固然给弄得白发快速增加，承办的官员就更苦了，反反覆覆的处理着这些琐碎杂事，事情却在拖拖拉拉中进行，弄得人的都烦躁了起来。

    而征剿杨应龙的战争也是一样的充满了波折，总督邢玠在正月里就到达了四川，他先是接纳了几个人的意见，再给杨应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派人去招抚；四月里，重庆太守王士琦奉命去向杨应龙晓以大义；而这一次，杨应龙的表现还不错，他来见王士琦，自缚道旁，泣请死罪；于是，王士琦飞报邢玠，认为杨应龙已有迁善之心，之后做下进定，要杨应龙输四万金赎罪，革职，由他的儿子朝栋代，他的次子可栋则做为人质，羁府追赎。

    不料，杨应龙再得到宽恕后，不久就故态复萌，蛮横了起来；而他做为人质的次子又死于重庆，悲痛之余，他索性发作得更厉害，连赎金都不给了，并且向前催缴的官员大吼大叫：“还我儿子的命来，我就付银——”

    这样，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当然就只好用兵；杨应龙召集了大批苗兵，据地自险以对抗官军；官军虽然人数众多，配备精良，却吃饭在不熟悉地势地形，因此，一场战打下来，竟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是杨应龙因为对抗得了官军，气焰更盛了。

    总督贵州的邢玠接到了第一场战争的战报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下意识的叹出一口气来，对着左右环立的各级官员、将领们说：“大家大老远的千里跋涉，从京师来到四川，恐怕，短时间之内是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