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离了队，吸一支烟，公鸡在屋里咯咯啄食，赤裸而无人照管的肮脏小孩，号啕大哭。维洛烈嘉来找我。我们在幽暗的小屋里默然相对。良久我方问：“到底新经济区有多少人饿死呢？”维洛烈嘉在窗前，窗外阳光非常光亮，她不过是影子，缓缓地转过身来，道：“我爱我的国家。请原谅我。”又转过身去了，头扬得非常高：“美军轰炸河内时我被父母送到市外一个营房暂避。在营里有时有打美军的纪录片看。我看了很高兴，拍了掌。回到河内时，返家途中，看见湖里掉了一只巨大的美军B—52飞机。还未到家，已经到处碎瓦。我发狂地乱抓乱找，但从此没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党便是我的家，我的父母。有时午夜在孤儿院里醒来，梦见自己不断在拍掌，便独自地哭了。”她轻轻地走近我，虽然还穿着军服，此刻十分妩媚，低声道：“因为我爱我的国家，所以……”

    回胡志明市时，她和我共一架汽车，正是黄昏入夜。汽车抛锚，我们便在车外看天色慢慢转暗，满天散落的星星，竟然有幕天席地的亲密了。

    在红旗与胡志明画像之下我们分手，银乐队奏了国际歌：“英德格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在一片单簧管鼓乐声中，革命同志肃立，她却遥遥地向我敬个礼。我高声道：“再见。维洛烈嘉。”

    回到马赛后收到她一张明信片，署名“维洛烈嘉”。又道：“如果我叫做维洛烈嘉，那一定是什么时空，我们曾经邂逅，但已无法追认了。因为无论个人或历史，看来只有一次。但其实超越个人与历史视野，一切也不过在重复。我们会再见的，前世今生。”

    我也回到香港，变回了一个营营役役的小商人，与伙伴搞木材买卖，又来到了越南，在西贡河边，黄昏夕照，日本胶卷的广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标语。我说：“胡志明市还跟二十年前一样美丽而迟缓。”接待的越南商伴说：“是么，现在又叫做西贡了，又有了姑娘，又有酒吧了，不就跟二十年前一样么。”

    连维洛烈嘉也一样，身子单薄，长着细细的皱纹，不过穿了行政人员的套装，在法越合资的标致车行当营业经理。我们是她公司开业半年以来第一批客人，她便殷勤招待。我只拿起了照相机，留住了维洛烈嘉第三张脸。我年纪已大，遂不动声色。她亦落落大方，操流利英法语及普通话，原来是一个旅法归国越侨。

    在改革开放后重开的西贡REX酒店顶楼的餐厅，小提琴奏着巴格里尼，我们还点了伯加地红酒。维洛烈嘉多喝了些，忽然瞄着我，用法语道：“这位先生我见过，是不是在巴黎？”“我住在马赛。”“那……是不是在纽约呢？……1974年的圣诞？”“唉，不，那年圣诞我到满地可。”“这……是在新加坡吗。”“新加坡我没到过，或许就在西贡呢。”“西贡？我1989年才第一次回来西贡，你在吗？”

    我还是和维洛烈嘉在黯红的舞池起舞。中年乐队竟奏起了ZNASIMONE的ILD AS thE IND，男歌手竟然也忧怨万分，几近靡靡之音，我不由地将维洛烈嘉拥紧了些。她感觉到了，微微一笑，只道：“岁月催人老。”我一怔，道：“对我吗？”她笑道：“对你也对我，相距永远一样。多么公平。”我讶然于她婉转的残忍。我只好道：“你看，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聪明残酷的事业女性了。”她便道：“你难道以为西贡还只有妓女，或爱国干部？时代不一样了。”

    她回家时，我有点迟疑，盛夏晚凉，西贡河带来夹草香的微香。我邀她在西贡河边漫步：“二十年前我来到西贡河畔，还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小伙子。”维洛烈嘉便道：“还是西贡河好。战争也好，和平也好，还是丰盈充足地自北而南而流，不言老也不疲倦。”我忽然明白，逝者如斯，不分昼夜，便轻轻握了维洛烈嘉的手。

    她的身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