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轼传》中一开头就记载了一段苏轼早在幼年时就立下的心志：

    苏轼因为父亲苏洵游学四方，幼时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每读到古今成败，程氏都为他详细的分析其中要义；一天，程氏教他读《后汉书》的《范滂传》，读着读着便忍不住慨然太息；十岁的苏轼便问她：“我如果效法范滂的志行，您会答应吗？”

    程氏回答他说：“你如果能效法范滂，我难道不能效法范母吗？”

    这短短的一段话固然记载了此后影响苏轼一生志行的因由，同时也明白的彰显了在这对母子的心目中，范滂和他母亲的志行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受到景仰！

    范滂是东汉的“党锢之祸”中牺牲的清流之一——为了反对当时由宦官、外戚所把持的黑暗政治，一群耿介、正直、坚持理想和气节的读书人透过舆论评议时政、臧否人物、激浊扬清，形成了“清流”的力量，当然也就成为当权者厌恶、迫害、陷杀的对象。范滂的个性刚直，嫉恶如仇，既痛感时政的黑暗，更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出任官职的时候，他的作为公正清明、一丝不苟；到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的时候，他当然就被捕了；在狱中，他受尽苦刑，却仍然不屈不苟，愤慨激昂的在讯问时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而得到了更多人的景仰，在他出狱的时候返回故乡汝阳时经过南阳，来迎接他的车舆就有数千之多。

    而到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时候，他以三十三岁的英年，为自己所坚持的气节殉身，《后汉书》中关于这段史事的记载是：汝南督邮吴导奉命逮捕范滂，他到达范滂的家乡征羌县后，抱着诏书，在驿站里关起门来伏床痛哭。范滂知道了这件事后说：“这一定是为了我。”于是自动到县里投狱。

    县令郭揖一向敬重范滂，看到他来投狱大为震惊，解下印绶要和范滂一起逃亡，说：“天下这么大，您何必在这里等着命丧奸人之手！”范滂却拒绝了他的好意，说：“我死，祸事就结束了，怎敢连累您，又使我的老母亲为我而陷入流离颠沛呢？”

    到了就刑前，范滂的母亲前来与他诀别。范滂向母亲说：“弟弟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您老人家；我则到泉下去侍奉先父，存亡各得其所。请母亲割不忍之恩，不要哀伤！”

    他的母亲深明大义，很平静的对他说：“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这两位受人景仰的正人君子齐名，死又何恨呢？既得了美名，又何必想兼求长寿呢？”

    范滂跪下敬受母教，再拜辞别——

    这段史实读来令人由衷的感动，范滂刚正的人品令奉命来逮捕他的人放声痛哭，令地方官宁愿弃职陪他逃亡；而范滂却因为不愿连累他人而甘愿命丧奸人之手，尤其难得的是范滂的母亲，即使在忍痛亲见爱子受刑戮的时刻，她所训勉儿子的话仍然是一股大无畏的精神，轻生死，重气节，展现了一个坚强而伟大的心灵。

    读到这段记载的苏轼母子油然的生出了景仰与效法的信念——其实，不只是苏轼母子受到了感动和影响，千百年来，传承了这种“轻生死、重气节”的精神的知识份子从来没有中断过，无论是汉、唐、宋、元、明——

    越是黑暗的时代，越能磨练、淬励着人类的心志，从而使心灵与精神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明末的东林运动一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的意义在史家笔下是：“在这个时代，知识份子秉承了前代论政的风气与先贤丰富的文化遗产，毅然挑起了澄清天下风教的重任，仅仅凭着读书人的一点骨气，与颟顸昏庸的当权派发生直接的磨擦。”而所获得的是“表现了知识份子忧国忧时的胸怀，形成维系政治文化于不坠的一股中心力量。”——尽管两者的过程不尽相同。

    “东林”本来不是一个蓄意组织起来的集团，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念的知识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