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华北战场之上日本陆军的进展似乎颇为顺利。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8月下旬，南口、张家口、宣化也落入敌手，晋北门户洞开。9、10月份，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平汉线中国守军大面积溃退，保定、石家庄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线吃紧，太原成为危城。

    日本陆军满心期待的平汉路主力大决战却始终没有出现。但是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华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达到“在平汉路正面与日军相持，实施柔性攻击，晋鲁两个侧面则利用山地固守，对正面日军构成掎角之势”的战略构想。

    而自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9月初猛攻吴淞、宝山、狮子林一线以来，这场战争的规模也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战事的不利迫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频频从内地抽调更多的部队前去增援淞沪战场，无论是川军、桂军、滇军，还是中央嫡系，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百万青年百万军”的口号下，他们同举着“抗日救亡”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奔赴淞沪前线。

    就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军队从各方赶往大上海的同时，9月1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加速动员早已经在集结中的第101师团、独立工兵第11联队等部队。5天之后，即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大将在上午时分，专门为海军用兵问题进宫觐见裕仁，奏称：“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

    伏见宫的这一奏称，事实上是日本陆海两军的共识。9月4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举行联席恳谈会，陆海两军的首脑们一致通过了“在华北给中国军以最大打击，进入保定一线；在上海附近，以击退敌人的胜利结束战局，其时间大概是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之间”的决议。

    面对执掌日本海军的四大世袭亲王之一的建议，天皇裕仁立即宣布召见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前来商谈。而事实上老而弥辣的日本陆军首脑闲院宫早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便已着手准备增兵上海，于是在当天下午的晋谒中立即奏称：“内定增派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部队前往上海，（同时）派遣4个后备步兵大队到上海。”在日本海陆军的沆瀣一气之下，日军增兵上海的工作迅速展开。而战争的规模也与所有善良人们的祈望向背，逐步走向无限扩大的深渊。

    9月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决定台湾守备队于9月9日实施全面动员，组建重藤支队，归属上海派遣军建制下，火速驰援上海。重藤支队从名义上看似乎是一支小部队，事实上却几乎囊括了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驻军的所有机动部队。在台湾守备司令部的作战指挥机关领导下，日本陆军的台湾步兵第1及第2联队、台湾山炮兵联队、台湾第1及第2卫生队、台湾临时自动车队、台湾第1及第2输送监视队悉数出动。而从支队长由重藤千秋少将出任便可以看出，所谓“重藤支队”其实际战斗力不弱于日本陆军一个混成旅团。

    根据《临参命第九十七号命令》将重藤支队派往上海战场的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又根据《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从华北方面军抽调后备步兵10个大队、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两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1个大队、高射炮队（乙）5队，增援上海。在钱大钧这样的职业军人眼中，这些繁琐的番号本身便蕴涵着无比重要的信息。

    如果说就近动员台湾驻军驰援上海意味着东京方面也意识到上海战局已经危急到来不及从本土抽调兵力的话，那么众多后备部队从华北战场转移到上海则意味着，在连日的鏖战中气焰嚣张的日本陆军也开始无法承受巨大的伤亡，迫切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在前线的将士浴血奋战，给予入侵者以迎头痛击的同时，钱大钧在9月初便开始担心，一旦日军的增援陆续抵达，上海战区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