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样子，老校长仿佛更老了一点，讲堂家具仿佛更旧了一点，教书的同事大多数是昔时的老同学。大家谈起几年来的人事变迁，都不免感慨系之。训育主任早死了，张小胖到×国做领事去了，一个音乐教员作和尚去了，这个那个都不同了。世界还在变！

    大阮心想，一定还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恰恰如早已死去那个前训育主任，他记起了那打更的刘老四。到校舍背那排小房子去找寻这个人，原来当真还是老办法，正在墙边砌砖头，预备焖狗肉下酒！老更夫见大阮时，竟毫不表示惊讶，只淡淡漠漠似的说：“大先生，你也回来了吗？你教书还是做主任？”

    大阮说，“老刘，这里什么都变了，只有你还不变。”

    打更的却笑着说：“先生，都得变，都得变。世界不同，狗肉也不容易烂了，不是它不烂，是我牙齿坏了。”

    大阮觉得打更的倒有点近于许多旧读书人找寻的“道”，新读书人常说的“哲学味”。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在天津第二监狱里有个运动军队判了八年徒刑的匪犯，编号四十八，因为要求改善监狱待遇，和另外一个姓潘的作家绝食死了。这匪犯被捕是在数年前唐山矿工大罢工一个月以后的事，用的是刘深甫姓名。

    将近年底时大阮接到一个无名氏写寄北京大学辗转送来的一封信，告给大阮这个消息。内容简单而古怪，姓刘的临死前说大阮是他的亲戚，要这个人转告大阮一声，此外无话。写信的人署名四十九，显然是小阮在狱中最接近的难友。得到这古怪信件后，大阮想去想来总想不出姓刘的究竟是谁，怎么会是他的亲戚。两天以后无意中记起小阮到北京找他时对那山东同学说的几句话，才了悟刘深甫就是小阮，原来小阮的真正死耗还是一月以前的事。他相信这一次小阮可真完事了，再不会有什么消息了。这种信对大阮的意义，不是告给他小阮的死耗，却近于把一个人行将忘却的责任重复提起。他的难受是本题以外的。大阮想作点什么事纪念一下这个小侄，想去想来不知作什么好。到后想起那个打更人，叫来问明白了他的酒量后，答应每月供给这打更的十斤烧酒，一年为度，才象完了一种心愿。所干没的两千元，自然就完全归入自己帐上了。

    大阮从不再在亲友面前说小阮的胡涂，却用行为证明了自己的思想信仰是另外一路。他还相信他其所以各事遂意，就为的是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他的稳健正确信仰。他究竟信仰的是什么，没有人询问他，他自己也不大追究个明白。

    他很幸福，这就够了。这古怪时代，许多人为找寻幸福，都在沉默里倒下，完事了，另外一些活着的人，却照例以为活得很幸福，生儿育女，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社会少不了他们。尤其是象大阮这种人。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