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师长）戴罪图功。限于5月5日以前攻下南昌，上官总司令应亲到前方督战。”5月2日，第102师收复向塘，再克市义街，第16师一度攻占沙潭埠，但在日军援军反击下，又被夺去。上官云相遂将第26师投入战斗，5月4日再度发动进攻。战至5日黄昏，预备5师攻至城外围阵地，并破坏了铁丝网。因遭火力集袭，伤亡惨重，无力继续攻击。第26师第152团于5日拂晓突入新龙机场，击毁日飞机3架；第155团于5日9时突至火车站，但均遭日军火力袭击及反击而受阻。5月6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在航空兵、炮兵、战车支援下，从南昌及莲塘夹击城郊的第29军。激战至17时，第29军被包围，第26师长刘雨卿负伤，军长陈安宝及第156团团长谢北亭牺牲。第29军参谋长徐志勖及刘雨卿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见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务，为避免部队被歼，决定向中洲尾、市义街突围。预备5师化装便衣进入城中的1个团，也因无后续部队接应，被迫撤出。

    蒋介石限期于5月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据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但他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不同的意见，于5月3日致电陈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四月漾日（23日）开始，已十一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人坚固阵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己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5月5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陈诚于5月5日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电蒋介石。其实，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限时攻克武昌的命令亦认为不符实际。5月5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不同的建议。他说：“窃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两封电报的中心思想，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作战指导不符战略方针的理由，希望蒋介石改变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蒋介石接到两电，又得知陈安宝军长牺牲及进攻部队丧亡惨重的报告后，于5月9日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日军此时亦因损失严重，无力反击。南昌会战结束。

    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使全世界——特别是日本军事当局认识到：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中国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思想。可惜的是，由于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根本就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如敌情地形判断错误，选定的主要防御方向（南浔铁路）与日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修水地区）相差甚远，有些军（第79军、第49军等）部署1个师为第一线，防御正面长达15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