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余万，空军飞机、海军舰艇基本丧失殆尽。这一切，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要达到持久消耗战略的目的，本应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力主，以必要的阵地为辅，而国民政府统帅部却采用与敌人硬拼消耗的阵地战，企图以战役上的持久达到战略上的持久。蒋介石在战前就说过：“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们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丛编——对日抗战期间》续编三）战争爆发后又说，“我们要固守阵地”，“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并强调说，“如果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他们虽有飞机大炮，也无法使用”。（《蒋总统隼》）如果是运动作战，突袭敌人，强调近战肉搏，确可使敌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但这里说的是防守固定工事的阵地战，怎么可能使敌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呢？这种阵地持久消耗的作战，固然能起到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的一定作用，但并不适合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与拥有地空强大火力的日军对拼消耗，以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对抗战是很不利的。蒋介石自己后来也承认：“在湘北战争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多少是被动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守，陷于被动”。（《蒋总统集》）白崇禧对此曾作过总结。他说：“我们军事上的失败，可说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战术不能与我们的最高战略相适应。”（《白崇禧将军最近言论集》）

    尽管统帅部的作战指导方针有失误之处，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损失，但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作战，对整个抗日战争来说，起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其次，对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建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到支援作用。再次，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获得了国际的赞誉，保卫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第二阶段，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战区扩大，战线延长，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未被消灭，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仍在继续抗战；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严重威胁其后方，日军必须使用大量军队，方能保持“点”、“线”的统治。

    侵华日军驻地分散，兵力严重不足，加以国内经济因战争消耗而逐次下降，劳力不足，资源匮乏，正如日军参谋副总长泽田茂所说，“外强中于是我国今日的写照”，因而日本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被迫放弃“速战速决”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反消耗战”为主，并积极扶植伪政权，巩固既占领地区的统治，实行经济掠夺政策，妄图达到“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

    武汉失守之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南岳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制定第二阶段的战略。统帅部认为：“抗战第二期敌人‘速战速决’战略己变为‘以战养战’，战略攻势已变为战略守势”，但第二期的基本战略方针，仍要继续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因为持久就是制敌死命的唯一妙法，过去已经收到极大效力，今后更是可以表现非常的成绩”。（白崇禧：《抗战两年来的回顾与前瞻》）至于消耗敌人的问题，认为“武汉会战以前，我军全取持久抵抗，逐步退军，向敌行退却消耗”，现在应转变为“攻势消耗战”。（徐永昌：《两年来敌我战略战术之总检讨》）为此，要求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或反击，同时对军队进行全面整训，实施轮番作战，并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