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6万元，到年底就涨为110万元。

    这种上涨，较之以后还只算是微不足道。到1948年，上海米价在1月是每担150万元，到了8月竟涨为6500万元，在8个月中上海的平均物价上涨了500～1100倍。老百姓在1937年能买两头黄牛的钱，到1947年7月，就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价值竟然还不如它本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

    物价的狂涨，是整个经济崩溃的标志。在农村，由于税捐太重和强拉壮丁，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1947年，过去一直是最富庶的江苏省抛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三，安徽省和河南省各占三分之一，广东省最高，达到四分之三；国统区各省耕地的荒芜面积都在20％～40％，农业产量较之1936年减少40％。农民忍无可忍，纷纷起来抗粮抗捐抗抓丁。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眼见农村的现状，也深知其惨状难以为继，为了维持其统治，为了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相对峙，也提出了在国统区搞“二五减租”，甚至提出要搞土地改革，要“耕者有其田”。为此，国民党政府曾经下过减租命令，下过举办“合作农场”的命令，最后于1948年发布了《农村改革法草案》，宣布要搞土地改革。由于国民党本身就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本身已经腐朽不堪，所以这些花花手段只是一纸空文，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不说土地改革，就是“二五减租”，据国民党行政院农林部对3省14县的调查，也是“均未将办理情形及效果列报，实际均尚未办理”，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笑柄。

    在城镇，百业萧条，工厂和商号举步维艰。由于物价飞涨和捐税苛繁，1947年上海的开工率只有20％，天津有95％的工厂停工和半停工。

    从全国来看，整个工业体系80％已经瓦解。1948年的情况仍然在恶化，据北平市参议长许惠东在国民党中央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北平“每日都有自杀者，商店呈请社会局准予歇业者日必有十余家，公共汽车停驶，工厂相继停工”。

    面对这种经济大崩溃的形势，国民党政府搞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币制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在全国发行金圆券20亿元作为本位币，限期以300万元法币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同时还宣布收兑全国所有人私有的黄金和白银以及外币，逾期不兑换者一律没收，还宣布禁止工人罢工。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对全国人民的大掠夺，大洗劫。由于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在各地强制执行，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到的劫掠最为严重。据国民党官方报告，单在上海一处，就强制收兑了价值1.7亿美元的黄金，同时拘捕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申新集团的荣鸿生和永安集团的郭棣活，强迫执行官方的“平价”，使工商业者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在这次大劫掠中，蒋介石集团究竟掠夺了多少黄金、白银和美元，谁也不知道。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的穷凶极恶，使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彻底失去了信心，在全国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仍然疯涨。以上海的大米为例，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当局实行限价时，每担为金圆券20.9元，到1949年5月，涨为17500万元。

    金圆券的发行量在4个月中从20亿增加到208亿，同过去的法币一样又成为一张废纸。1949年4月15日，金圆券在一天之中就贬值40％，如果与发行金圆券时期的比价相比，这一天黄金和金圆券的比价为当时的3.7万倍。到1949年5月，共发行金圆券超过67万亿元，较之抗战结束时，纸币发行量增长了3.8亿倍，可谓创造了一个空前的世界纪录。（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还发行了用以代替已成废纸的金圆券的银圆券，结果是基本上无人理会，成为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