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地域不大，敌军不多，但是在通往和平道路上的困难远比北平还多。

    为了执行和平协议，我华北军区和华北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立即着手做了许多工作。

    6月13日，根据中央决定，为了适应绥远新的形势，将原来的蒙绥地区改名为绥远省，原中国共产党蒙绥区党委改名为绥远省委，高克林为省委书记；原绥蒙人民政府改名为绥远省人民政府，杨植霖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奎璧为副主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即原来的晋绥八纵）和绥蒙军区合编为绥远省军区，姚哲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绥远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军区的办事处设于丰镇。

    6月20日，我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建立中国共产党归绥工作委员会，以潘纪文为书记。工委会的工作方针是：“扩大党的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通过各项具体工作，以达到对董其武的争取、教育、团结的目的。”这个工作委员会，在对外联络上，也就是根据《绥远和平协议》而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是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的代表机构。

    设立华北贸易总公司驻绥联络处，其下设粮食部、皮毛部、百货部，开展各种贸易业务。

    设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驻归绥办事处，进行有关的金融业务。

    设立铁道部平津区张家口分局西段办事处，以现驻集宁办事处为基础，接管白塔至包头段的铁路工作人员，开展平绥路的运输业务。

    紧接着，中共绥远省委抽调40多名干部组建了驻归绥联络处，主任是潘纪文，副主任是鲁志浩。鲁志浩和潘纪文一样，也是我党过去派到傅作义部的工作人员，曾经任过傅作义部二一一旅（以后编为新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在傅作义方面，也在6月14日派出了以王克俊为首的20多人去归绥与董其武一道执行《绥远和平协议》。临走前，傅作义和王克俊作了详细研究。傅作义要王克俊特别注意两个人，明的是当时在包头的国民党西北党务总督导、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暗的是一一一军的军长刘万春。特别是刘万春，他虽然过去也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任三十五军军长时，他任副军长。可是，1945年他任骑四师师长时，因为侵吞军饷、贩卖鸦片，被傅作义撤职查办，从此就与傅作义不和，他的一一一军已经和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部队无异。他本人又是回族，和宁夏的国民党军阀马鸿逵关系较深，他自以为可进可退，相当骄横。对于此人，傅作义给了王克俊两句话：“须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削弱他对于执行协议的干扰。”

    果然，当王克俊等人还未到归绥，在归绥东郊就有刘万春等人在“迎候”。刘万春向王克俊索要《绥远和平协议》，并明确告诉王克俊：有“很多人”都不赞成这个协议，“他们”反对投降。所以，他要求王克俊“千万不能公布协议，不然会出乱子”。

    虽然董其武对部下做了不少工作，王克俊也和各方面人士做了不少交流，《绥远和平协议》也在6月14日的高级军官会议上正式作了宣布，董其武又改组了绥远《奋斗日报》的班子，在报上公开刊载了一些拥护共产党、支持和平协议的文章，但是仍然有很大困难。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我方派出的联络处不能在原来预定的时间即6月下旬进入归绥城。为什么？因为董其武原来害怕境内的部队向西逃走，就将他的战斗力最强的独立七师从归绥调到绥远西部的五原去了，归绥城中的主要兵力就是刘万春的一一一军和另一支也是倾向于国民党的骑兵整编第十二旅。而这时，身为归绥和包头两市警备司令的刘万春公然抵制我方的联络处进入归绥，声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