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政权欢天喜地地接管北平的时候，也并不是处处顺利，和平解放的进程也并不是没有曲折。这方面的具体事例不少，例如作为和平解放北平进程中最重要角色的傅作义，就出现过一次反复。

    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就在我军举行盛大入城式、万众欢腾的2月3日，傅作义却给林彪和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我在解放战争中追随蒋介石，负有罪责，应受人民的惩处。请对我个人按战犯加以惩处，请指定看守所，我主动去报到。

    很明显，这时的傅作义内心充满了疑虑，而且与他这一段时间的情绪迥然有别。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出现？从深层次的原因说，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二级上将（按：国民党军队中最高军衔为上将，上将又分为几等。蒋介石一人是特级上将，然后是一级上将，一级上将总数只有10余人，除去国民党军界的元老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何应钦等人之外，只有如顾祝同、陈诚等少数几人。二级上将也只有不到20人，多数也都是元老级人物，如程潜、张发奎、张治中、卫立煌、刘峙等，连胡宗南、汤恩伯等蒋介石手下的一方主帅也只是一般上将，至于领兵作战的主要干将如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都只是中将），作为曾与我党我军长期作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傅作义，要能真正与我党我军走在一条路上，没有反复和曲折是不可能的，他本人不经过艰难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就看得很清楚。说起来真有点巧合，就在傅作义写这封信的2月3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的一封电报中就特地叮嘱说：“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就是估计到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人还会出现若干问题，要林彪等注意认真去做些思想工作。

    当然，也不否认，在各种事务急速发展、千头万绪的时刻，我们也可能有个别同志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周，也有可能让傅作义在某些问题上产生误解，一时想不开的情况发生。例如：按照和平协议，我军陆续将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予以释放，可是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原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靳书科等高级军政人员就没被及时释放，原因是我们在当地的负责人认为这些人的民愤很大，便自作主张，没有认真执行上级的有关指示。

    傅作义的家属住在西交民巷一家银行宿舍里，我军管会接管银行的人员认为他们不能再在银行中住宿，要求他们迁出，这让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

    有一天邓宝珊有事出城，竟被我军战士扣留，一名小战士还问他：“你是不是反动派？”

    我新成立的西城区人民政府在执行关于限期让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所有人员前往登记的政策时，由于搞不清军统人员和军政人员的区别，曾经打电话到傅作义在五棵松的办公处，要傅作义等人前去登记。

    上述这些情况都很快反映到联合办事处，陶铸得知以后，也都已经一一做了处理，除了对有关工作人员作了批评，还到傅作义处当面向他做了解释，向他道歉。但是并未能消除他心中较深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一封信让他的不满情绪来了个大爆发。这封信，就是由毛泽东执笔，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的名义在1月16日写给傅作义，而当时又因为邓宝珊认为措辞较为激烈，故而就未及时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

    1月25日，苏静回到通县宋庄，向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罗荣桓政委问他由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的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罗荣桓就叫苏静回城后去催问一下，务必在两天之内让傅作义看到这封信。苏静回到城里，就向邓宝珊打听此事，邓宝珊说还未转交，苏静立刻就同邓宝珊一道去看望傅作义，恰好傅家有客，傅作义正在和李明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