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天津前线准备发起总攻的时候，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再次出城进行和平谈判。邓宝珊的出马，表明了傅作义对谈判的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邓宝珊是甘肃秦州（今天水）人，自幼投军，但在业余苦读诗书，其文化素养很高。1910年加入了同盟会，1914年在陕西参加了当时西北地区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著名“华山聚义”，高举反袁大旗，多次举行反袁的军事活动，是西北地区很有威望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也是西北军中著名的“儒将”。1921年任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团长，1922年成为冯玉祥部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1924年接受李大钊的意见，与共产党合作，聘请苏联顾问，并任用共产党员为他的军官传习所所长和秘书长。1926年冯玉祥委任他为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他在陕西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刚从苏联归国的邓小平为政治教官，对部队进行民主革命教育。1927年，出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总司令为于右任），推行国共合作，邓小平即任他所办的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之后，邓宝珊无意跟随蒋介石，遂离开了部队，住于上海。

    这时期他与周恩来结识，并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一定的联系。

    九一八事变之后，经于右任的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邓宝珊经邵力子邀请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并一度代理甘肃省主席，实际上主持甘肃的军政事务。1935年，他担任了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西安事变之后，他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在杨虎城最困难的时候去西安，帮助杨虎城处理了若干善后事务。抗日战争期间，他先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以后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他与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晤谈，还让他的女儿到延安学习。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他不愿卷入内战漩涡，遂回到家中“养病”。由于邓宝珊和傅作义，还有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曾经结为拜把兄弟（马是大哥，傅行第二，邓行第三），此时还有着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的名义，所以在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就请他担任了副总司令。其实这是傅作义借重他的名义，让邓宝珊来帮他处理华北和西北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为傅作义帮忙，所以并未要求他到北平就职。他不多的部队仍旧驻在绥远的包头以南和陕北的榆林一带，他本人有时住在兰州，有时住在包头。

    当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时，积极主张和平的马占山（马占山当年的东北挺进军已被蒋介石削得差不多了，现在都编入了傅作义的部下，大约有两个师的力量，马占山本人已不再担任军职。但是由于马占山这时和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又主张和平，蒋介石下令军统特务将马骗来南京或绑架来南京，都未能成功。所以，此时马占山已经不敢住在自己家里，而隐藏在著名国画家陈半丁的家中）就劝傅作义请邓宝珊出来与共产党谈判。因为在当时谈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邓宝珊出马才能有所突破。一方面，傅作义比较听邓宝珊的意见，邓可以完全代表傅作义；另一方面，邓宝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不错，是当时傅作义身边最能被中国共产党方面所接受的人选。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过“我们希望傅氏能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任的代表”，这层意思也早由我方告诉了傅作义。从各方面看，邓宝珊就是这样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任的代表”。

    1948年12月28日，邓宝珊从包头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做了几夜长谈，又与马占山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在这期间，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中与邓宝珊做了三次交谈。邓宝珊认为必须走和平之路，但是有人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