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无比的罪过。”他的这段话，可谓句句实言，一点夸张也没有。

    若干年后，有人曾经这样分析过1949年初的天津问题，认为当时的天津如果不是由于上述情况而产生的“龙多不治水”，而是由一人掌握军政大权，一人就可以作出决断的话，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天津也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这种分析不无道理。遗憾的是，历史现象是不可能按“如果”来重演一次的。

    若干年后，陈长捷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当时所以出现那种明知打不过还要坚决打的局面，还有一个一般人所不太了解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特务对国民党军队的暗中监控。他说：

    1月11日，接到解放军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即约杜建时到部会商。开始是各怀鬼胎，以目相视，默然不语。刘云瀚是蒋介石、陈诚的嫡系心腹，对战事虽然怀虑，但默不作声。林伟俦和秋宗鼎又都慑于特务的监视，有所欲言，却又吞吞吐吐，没有一个说应该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却也愿意谈判，无非为的缓攻、观望而已。

    蒋介石在各军和各军事机关都置有从他的侍从室直接派出的所谓“视察官”，参与一切军务与军机，时时向蒋直接通电报。对天津就派来视察官程子践，程当时对作战中每夜汇报情况，指导军机，他都要参加。而他的背后，又有所谓“报务员”执着密码本在监察他。蒋的特务对天津作战是多方面的钳制，这一种特务恐怖，慑服了部队长官，迷惘不省。

    不管是出于哪些方面的原因，总之，天津守军在最后关头拒绝了和平之路。既然天津守敌不愿意放下武器，拒绝和平，毛泽东当然就要下决心先打天津。前面已经分析过，这时打天津，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解放天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将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砸得粉碎，将天津的坚固城防工事砸得粉碎，让傅作义迅速彻底地丢掉幻想，接受和平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也让北平中央军系统的军队不敢乱动，不得不跟着傅作义一道接受和平改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打天津给傅作义瞧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