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城大军对于攻打天津进行了认真的战术准备。其中，主要是演练用爆破、炮轰的手段炸毁敌人的工事，用芦苇桥、跳板、船桥等办法渡过各种河沟和战壕，用爆破、耙雷杆排除敌人的地雷。正如六纵十七师指战员所编的顺口溜：“攻坚虎，虎生风。练爆破，演攻城。练巷战，习攀登。今日练兵憋足劲，来日大闹天津城。”

    陈长捷对于天津的城防是颇有信心的，而且是天津所有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最有信心的一个，因为他认为天津的地形不便于展开进攻，再加上有几层工事，进攻者不经过长时间的构筑攻城工事步步逼近，并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很难攻破的，更是不可能用强攻急袭的办法攻破的。对这一点，他还和其他军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1948年12月18日，蒋介石按他凡是在军情紧急时就要给第一线的军队指挥官写亲笔信的一贯做法，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平津前线的指挥官，意思当然是老一套，就是要各位在“华北垂危”之时，在“关系党国之存亡”的决战中精诚团结，“效忠党国”之类。他派了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乘飞机前往北平，飞机不敢降落，就飞到了天津。李及兰将陈长捷和驻守天津的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集中起来，让他们来看蒋介石的亲笔信，当场为是否要坚守天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军长都认为天津难守，主张不守天津而守塘沽，以便南撤。只有陈长捷认为天津有十分坚固的城防工事，是可以守住的。争论到最后，陈长捷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们若擅自将天津部队集中到塘沽，那我就自杀。”

    陈长捷是不是没有军事常识，也不知道我东野大军已经做好了攻打天津的准备，如果真打起来，他陈长捷的13万人马不可能是我军几十万人马（我军用来攻打天津的部队是34万）的对手？陈长捷是不是不知道北平的傅作义可能会走和平之路，而他一定就要与傅作义唱反调？这都不是。陈长捷是这样考虑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应当是“平津一体”，傅作义把他放在天津，他就要尽力守住天津；如果傅作义先走和平之路，而且又不出什么问题，到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北平还未曾安全地和平解决，傅作义还没有给他下达和平解决的命令，他在天津坚守一个月是完全可能的。坚守一个月的根据，就是天津坚固的城防工事。

    陈长捷当时在天津多次表示要为党国效忠，要拼死抵抗，其本意就是如此。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陈长捷表现出了很为慷慨激昂的姿态。例如，陈长捷对部队发出了这样的通令：全体守城部队必须据城坚守。如果我在守城中战死，由副司令林伟俦继我指挥；各级主官如果战死，由预先指定的人指挥。坚决守住天津，与阵地共存亡。与此同时，陈长捷还向各部队下发了一份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也不多见的战场纪律：士兵退却者，班长可将士兵就地枪决；班长退却者，排长可将班长就地枪决；排长退却者，连长可将排长就地枪决；连长退却者，营长可将连长就地枪决；营长退却者，团长可将营长就地枪决；团长退却者，师长可将团长就地枪决。

    尽管陈长捷决心要为国民党殉葬的口号喊得如此响亮，但是我党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还是作了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努力。在天津城中，也有若干有识之士希望和平，也在为走和平之路积极奔走。

    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就是在城中为和平奔走的一个代表。杨亦周是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经理，多年以来，和我党华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秀峰、黄松龄、阮慕韩、何松亭等有交往，他参加天津参议会议长竞选时也曾经征求过我党的意见。从1947年开始，我党地下组织指定由地下党员刘绎文（公开身份是天津社会局救济院院长）与杨联系，所以他的很多社会活动都是听取了我天津地下党意见的。这一时期，天津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