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军委的部署，为了完全切断敌人从海上逃跑之路，还必须要攻占塘沽和大沽。东野总部下达命令，要七纵和二纵打塘沽，九纵打大沽，完全占领两沽的出海口。林彪还指定由七纵司令员邓华和政委吴富善担任攻打两沽的前线指挥。可是邓华和吴富善在率领七纵攻下唐山、占领芦台和汉沽之后，却会同其他纵队的负责人向军委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不能打两沽。

    当七纵到达北塘地区进行侦察和勘察之后，发现两沽地区东面靠海，南面和北面都是临海的宽阔草地或盐滩，基本上是沟渠纵横的水乡泽国，冬天也不结冰，还有从海中涌来的潮水。在这一地区作战，既不便于徒步行走，又无法修筑工事，更不便于大兵团展开行动，敌人已经利用两沽的建筑和当地最佳的地形在盐滩地上搞起了纵深的防御体系，又有海上的炮火支援（当时渤海湾上有由马纪壮指挥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假若我军向敌人发起攻击，就会把部队完全暴露在一望无际的平坦盐滩上，敌人用交叉火力对付我们，我们必然会出现极大的伤亡。

    敌十七兵团司令部都设在海上的军舰上，随时可能从海上跑掉。我军当时又没有海上作战能力，无法断敌后路，也就无法全歼敌人。所以这种仗很难打，要打也要有充分的准备。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邓华进行了试探性进攻。先让二十师攻海滩车站，歼敌人700余人，自伤600余人；二十一师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余人，自伤4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邓华在和七纵的领导研究之后，又邀集了二纵和九纵领导一道在实地作了考察，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宜打塘沽。并由七纵代表二纵和九纵于12月25日向东野总部如实反映了情况，建议不打两沽。

    林彪在当天就把这一建议转报给了中央军委。第二天夜间，毛泽东就复电林彪，表示“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5个师（按：当时驻守两沽的是侯镜如十七兵团，共有一个兵团部、八十七军的三个师，和新编三一八师、独立九十五师，总兵力有5万多人），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

    也就在第二天，即12月26日，东野总部参谋长刘亚楼、特种兵司令员萧华又带领部分参谋、作战干部来到了七纵指挥部，听取了有关汇报，一起察看了地形，研究了敌情，分析了打与不打的利弊得失。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打两沽得不偿失。如果打两沽，会给部队造成重大伤亡。如果不打两沽，只要我军将天津攻占，将北平地区敌人的东逃之路完全切断，绝大多数敌人就不可能从海上逃走，而只可能有极少数已经在海边上的敌人从海上逃走，这一点敌人逃走，完全不能扭转华北傅作义集团覆灭的命运，对全局发展无关紧要。更何况，当我们将天津地区的绝大多数敌人消灭之后，再用其他办法来解决两沽的敌人，也不为迟，因为消灭这些敌人的或早或迟，也无关大局。这样，刘亚楼、萧华和邓华等人共同签署了向中央军委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两沽地区的地形特点和敌人的守备情况，正式提出了缓打两沽的建议。三天以后，中央军委就给东野总部来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夺取天津是正确的。”

    东野的其他部队，也在对敌人的分割、切断的行动中取得了预定战果：由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指挥的二纵同七纵一道插入北塘地区，将部队放在了切断天津和塘沽的位置；由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指挥的十纵攻占了天津和塘沽之间的重要据点军粮城、新河镇，夺取了号称国民党军队“四大火药库”之一的新河火药库；由司令员黄永胜、政委邱会作指挥的八纵攻占了平津线上的重要据点杨村、杨柳青，于12月20日拂晓进占了北塘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