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以后所感受的正是海因利希?莫特所预言的那样：成就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愉快、甚至是有些可笑的后果。我把歌剧事务委托给一个经纪人后，自己便轻松了些。但是仍然有无数人来访问，有记者、出版商，还有许多讨厌的信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习惯于这种迅速成名后的小小负担，而且逐渐从最初的失望中恢复过来。人们当然有权利以任何形式吹捧一个业已成名的人物，至于他是不是神童、作曲家、诗人，抑或是杀人抢劫犯，那是无关紧要的。有人要他的照片，另一个人要他的手迹，第三个人却向他要钱，每个年轻的同行都给他寄去自己的作品，向他献媚，要求他进行评价，倘若不理会或者干脆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崇拜者便会突然变得刻薄、粗暴，并且会寻求报复。各种杂志都想刊载成名者的照片，报纸上竞相介绍他的生活、出身以及外表。老同学们都纷纷撰写回忆，而那些远房亲戚都宣称自己早就预言他们的这位表亲总有一天会成名的。

    所有这类信件总是使我受窘，带给我烦恼，其中就有施尼佩尔小姐的一封信，简直让我们发笑。还有一个我早已忘记的人给我来了信，那就是美丽的丽蒂，信里没有提到我们那次滑雪，完全是以一个忠实的老朋友的口吻写的。她已同她家乡的一个音乐教师结了婚，还把她家的住址给了我，我当即将我所有的乐曲题上美丽的诗句寄给了她。她回寄我一张照片，可是她那众所周知的外貌显然变老变粗了，我尽可能友好地给她回了信。

    这些小事情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我的一切美好和丰硕的胜利成果，连同我和那些不仅嘴里而且心里也有音乐的高贵文雅人士的结识，都不属于我真正的生活，我的生活仍象从前一样保持着宁静，从那以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另外值得提一下的，只是有关我那些最亲近的亲友的命运的变化。

    老依姆多先生看来不再象盖特露德在时举办那么多社交晚会了。但是在他那挂着许多画像的住宅里每三星期总要举行一次精选的音乐晚会，我是每次必到的常客。有时候我也带台塞尔一起去参加。不过依姆多也乐意我在其他时间去看他。因而我往往在黄昏时就早早地去了，那是他最喜欢的时间，我们坐在他的简朴的书房里，那儿的墙上挂着盖特露德的画像。我和老先生之间渐渐地建立了一种表面上冷淡、但实际上却是相互谅解和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常常谈论我们心里一直思念的事。我也常常要谈到慕尼黑方面的事，对莫特夫妇间关系的印象我是不能缄默的。对此他也点头赞同我的看法。

    “但愿一切总能变好，”他叹着气说，“可是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我喜欢夏天来临，我女儿可以到我身边来住两个月。我很少到慕尼黑去看他们，我不高兴去，她表现得很勇敢，我不愿意打扰她，使她软弱下来。”

    盖特露德的来信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复活节期间她来看望老父亲，也到我们家来了，她看上去面容消瘦，神色紧张。她对我们大家十分和蔼有礼，试图掩饰自己，我们却常常从她那变得严肃的眼神中看到一种从前没有过的绝望神色。我演奏自己的新作给她听，可是当我邀请她唱歌时，她却摇摇头，用拒绝的目光望着我。

    “下一次再唱咆，”她含含糊糊地说。

    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她的情况不好，她的父亲后来向我承认，他曾建议她干脆回家来住，但是她没有接受。

    “她爱他，”我说。

    他耸耸肩膀，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说：“暧，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这种痛苦的景况中谁还能认识自己呢！不过，她对我说过，她是为了他的缘故才留在他身边的，他如此摧残她，使她不幸，又如此需要她，远远超过他自己所能知道的。他没有对她说什么，但是一切都明明白白写在他的脸上。”

    老人压低声音，羞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