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的计算这一原因而失败。这一点米塞斯教授和布鲁思卡斯教授已经预见过。伴随着政策的屡次倒退，发展的过程只是表明，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从经验中了解在系统分析问题当中已被揭示出来的所有障碍。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新的重要问题，更不必说提出解决办法了。对于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困难，官方的责难仍然加在不幸的个人头上，这些人因为妨碍计划的执行（没有遵守中央权威的命令或在执行过程中过于刻板）而受到迫害。虽然这意味着计划权威只不过承认使人民忠实地遵循计划有明显的困难，但是毫无疑问，更为严重的令人沮丧之处还得归因于任何中央计划的内在困难。事实上，从类似于布鲁思卡斯教授提供的资料可知，目前的趋势远非朝着提高计划合理程度的方向，而是放弃了过去曾使用过的相对科学的方法来快刀斩乱麻。取而代之的是对专门问题更加武断和孤立的决定，就像它们是每天偶然地确定的。就我们所关心的政治哲学而言，俄国的经历也许非常富有启发性。但对于学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生来说，这除了提供一些已知结论的图解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东西。这也无助于我们去回答理智上的问题——由重建理性社会的愿望所引起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将不得不对不同的设想的体制进行系统的考察，只是从理论建议的角度看，这些制度都很有必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