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如果逐步集中控制全部社会过程的倾向确实是坚持每件事情都必须经过周密的计划并且表明是一种可公认的秩序这样一种观点的必然结果，那么，它也就确实会创造一种除了拥有全权的中央政府以外，没有任何人或集团能够保持秩序和稳定的条件。所有的决策集中在权力机关手中，这本身就产生了一种状态，在这种沃态中，结构性的社会仍保留的那些东西由政府强加给它们，并且个体已成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或永久性关系的，不能相互改变的单位，而不是一些由包罗万象的组织所决定的单位。用现代社会学家的行话来说，这种社会已经开始变成了“群体社会”———个略微使人误解的名字，因为这种社会的典型特征并不在如此大的程度与纯粹在于它是由一些除了受一个严密组织的制约以外，所拥有的没有任何自发结构的成员为数众多，而是在于，这个严密组织缺乏发展其自己差异性的能力，从而依赖于精心缔造和约束它的一种力量。在大国中，只有当集中化的过程会更快地达到这一点时，它才与其成员为数很大相关；在这一点上，上层的严密组织扼杀了那些比存于大规模组织单位中更显亲密和富有个人特征的以契约为基础的自发性的社会形成因素。

    在19世纪，当这些倾向变得明显可见时，对集中化的反对成了个人主义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反对在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D·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的著作中，表现尤为明显，他们的名字我在前面已挑来作为19世纪真正个人主义的著名代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对小国家和大规模的联邦组织有强烈的同情心，现在甚至更有理由认为，不久的将来只有小国也许能成为保持自由社会的最后一片绿洲。在较大的国家中，致命的集中化过程日益加速，已经无法阻止；它们正走向群体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最终极权主义成了唯一的救世主。甚至那些小国能否摆脱这种命运也将取决于它能否清除国家主义的毒素。这种国家主义同样既是追求自上而下有意识地组织的社会的诱因，又是其结果。

    个人主义对于在理论上只是社会主义的孪生兄弟的国家主义的态度，值得专门讨论。我在此仅能指出，19世纪英语世界所谓的自由主义与西欧大陆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是与他们分别对真正个人主义和假理性个人主义的继承分不开的。在英语的语义上，只有自由主义一般是和集中化，国家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相对的；而在欧洲大陆盛行的自由主义却赞同这三点。可是，应谈补充的是，在这一点上，和所有其它方面一样，J·S·密尔以及继承其衣钵的后来的英国自由主义者，至少和隶属于英国的传统一样也有来自欧洲大陆的传统。我知道，关于这些基本的差别的详细讨论莫过于阿克顿勋爵对于密尔的向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倾向的迁就所提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