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他们对那个始于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状况的分析全是片面之词。因为恰恰就是那个时代最不重视精神思想，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只是偶尔才动用这类他们认为次要的精神武器，其后果便是出现了腐败的“副刊时代”。

    是的，把那个权力斗争导致的时代称呼为反理性的兽性时代是很容易的事。我称之为非理性，并不是要否定其在知识与方法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在卡斯塔里受教育的人习惯把追求真理的意愿放在精神思想的第一位，而当年盛行的精神知识似乎与我们的追求真理意愿并无共通之处。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没有任何坚定的道德秩序来对付惊人地迅速膨胀人口所导致的混乱和骚动。硕果仅剩的一点儿道德秩序也都被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压倒而淹没了。而那些纷乱斗争本身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种种奇怪而可怕的事实。整个情况与四个世纪之前因马丁·路德①导致教会分裂时期极其相似，整个世界突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战场的前线，到处都壁垒分明，青年和老人势不两立，国家与个人互不相容，红色和白色对立厮杀。时至今日，对那种“红”“白”纷争的内在动力，对当时种种战斗口号的真正内涵，我们已没有能力恢复其原貌，更谈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鸣了。整个情况就和路德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甚至可说是大半个世界，到处都在混战，正教徒与邪教徒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问，拥护过去者和拥护未来者之间，都狂热地或者绝望地彼此火拼。人们的战线还常常突破了国家、民族和家族的边界。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大多数战士，或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拥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们也无法否定，许多为这类战斗发言的领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当年人们形容的那样，尽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到处都是战场，都在杀人和破坏，双方都强调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击魔鬼。

    在我们这里，那个野蛮时代——那一欢欣鼓舞、疯狂仇恨而又狂热到无法形容的时代，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团体种种机构的诞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带关系，可以说是我们得以诞生的前提和原因。一位讽刺作家完全可以把这种丧失记忆比作那类冒险家暴发户的健忘症，他们一旦取得贵族封号飞黄腾达，便将自己的出生土地和家乡父老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们再稍稍叙述一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吧。我阅读过不少文献资料。我的兴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被摧毁的城市上，我只关心当时精神工作者的态度。他们处境艰难，大部分人甚至难以苟延残喘。不论在学者间，还是在教士问，都出现了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难者，他们的先驱和殉难精神，即或在那个已经习惯于残暴统治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影响。尤其因为到处都有精神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受不了压力，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向暴力时代低头了。那些人投降后便让自己的才能、知识、技术听候当时的统治者发落，这情况令我们回想起古时候一位马萨吉特国学者所说的名言：“二加二等于几？唯有将军阁下而并非数学家，才可能作出确定答案。”另外有一些人则尽可能以勉强维持安全的方式进行奋斗，发表抗议文章等等。根据切根豪斯的报道，我们知道了许多实情，有位世界闻名作家，仅仅一年间就签署了二百多份抗议书、警告信、请愿书等——也许实际数字还不止此。但是绝大多数入学会的是三缄其口，也学会了忍饥挨冻，学会了乞食和躲避警察。许多人英年早逝，受到了残存者的羡慕。无数人士自绝生命。老实说，身为学者或作家而苟且偷安，实在既无乐趣又不光彩，他们投身统治者，为其写作标语口号，虽然有了职位和面包，却得忍受上司的窝囊气，大多数人还免不了受自已良心的责备。凡是拒绝从命的人，不得不忍饥挨冻，不得不铤而走险，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