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刻间,我们擦肩而过。我继续攀上台阶,然后在三角墙下停住脚步,在这里避雨。我看着人群向车走去。人们扶着他先上车。我看得出他是多么的虚弱。他不能弯腰,也无法单脚点地。他们只好把他抬到座位上。车子另一边的门已为罗拉打开,她身子一曲,极为敏捷地钻了进去,我看着罗尔斯轿车渐渐驶去,融入了车流。我走进馆内。看到他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尽量不去想它,不去感受它。今天已够我忙的了。我去寄存处存了包,兴致勃勃地与工作人员互道早安,这时候我还在想罗拉健康的身体。这博物馆有条规定,每个人必须乘电梯去阅览室。就我而言,电梯空间狭窄,闲聊是少不了的。当我说天气太恶劣了,不过周末定会好转时,我情不自禁地想着刚才在外面与马歇尔夫妇的邂逅。这次邂逅事关健康这一根本问题:也许我会比保罗 · 马歇尔长命,但罗拉肯定比我长命。这一情形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正如我的编辑所言,出版与诉讼是同义词。但现在我几乎不能面对这一事实。我不想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到这儿是来忙碌的嘛。

    我与资料保管员聊了一会儿。我把一捆耐特尔先生写给我的关于敦刻尔克大溃退的信函交给了他——他万分感谢地收下了。这些信将与我所赠送的其他资料保存在一起。保管员给我找到了一位远程救援直升机的空军老上校,他是一位热心助人的业余历史学家。他已读过我打印稿中相关的记载,并把他的建议传真了过来。感谢上帝,他的建议尖锐却很有裨益。我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

    “英军士兵在发‘快步走’的命令时绝对不(‘不’下面划了两道横线)会说‘On t the double’。”

    我喜欢这些雕虫小技,他用点彩派画家的手笔接近逼真,他那防微杜渐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

    “没有一个人会说‘二十五磅重的炮’,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的炮’。你的用法听上去稀奇古怪的,不是皇家炮兵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我们就像搜索队的警察,赴汤蹈火,匍匐向着真理挺进。”

    “你给皇家空军小伙子戴贝雷帽。我却不以为然。除坦克兵外,1940年连陆军还没有贝雷帽呢。我认为你最好给他戴军便帽。”

    最后,上校流露出了对我的性别不耐烦的态度。他在信的开端称呼我为“塔利斯小姐”。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类人染指这些事干什么呢?

    “女士(在其下面划了三道线)——一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不可能携带‘单个千吨的炸弹’。你知不知道一艘海军护卫舰也没那么重吗?建议你再作查证。”

    只是一个打印错误。我原来是想打“磅”的。我把这些订正一一记录了下来,并给上校写了一封感谢信。我按顺序整理好资料,并付清复印的费用,把一直都在用的书还到了前台,然后扔掉了零星的纸碎片。工作地方清理了我的一切痕迹 。和保管员道别时,我得知马歇尔基金会将资助博物馆。我与其他工作人员握手道别,我允诺在以后鸣谢整个部门的帮助。随后,他们叫来了一名勤杂工送我下楼,管寄存的小女孩友好地帮我叫来了出租车,一个年少的门卫帮我拎包,并一直送到了人行道。

    往北开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上校的信,或更确切地说,我在思量这些细小的修改给我带来的乐趣。如果我真的非常关注事实,那我原本应写一本迥然不同的书。可事已至此,书已经定稿了。当我们驶入奥尔德威治地下的老电车隧道时,我不由这样想道。然后我恍恍忽忽睡着了。我被司机叫醒时,车已停在摄政王公园我家公寓的外面。

    我把从文库中带回的书归好类,做了一块三明治,然后把衣服装进一个短途旅行箱。我在一间间熟悉的房间里来回穿梭,我明白自立的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