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从回忆中,从敦刻尔克,从通向敦刻尔克的道路中唤回。那呼唤的声音是何等的温柔。还有那个夜晚,塞西莉娅把她从恶梦中救回,把她抱到她自己的床上,她就这样对她说的:“快醒醒,布里奥妮,这只是个恶梦。布里奥妮,快醒醒。”这一不假思索的亲人之爱竟被轻易地遗忘了。此时此刻,她站在扶手梯上缓缓下滑,穿过浑浑的暗褐色的灯光,几乎要到了底部。这时看不到任何别的乘客。空气突然凝固了。她镇定自若地考虑着该做什么。起草给父母的字条和正式的声明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中余下的时光,她就空闲了。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起草的不仅仅是一封信函,更是一份新的草案,一种赎罪。她已经准备开始了。

    1999 年 伦 敦

    这段日子真是不寻常啊。今天,是我七十七岁的生日。早上,我突发奇想,决定最后一次参访位于兰贝斯的皇家军事博物馆文库。这颇合我奇特的心境。文库的阅览室处于这座大厦的穹顶中,以前是皇家伯利恒医院——旧时的贝德兰姆疯人院——的附属教堂。曾几何时,精神失常者来此殷殷祈祷,而今学者们齐聚一堂,探讨因战争而引发的集体精神错乱。家里派来接我的车要在午饭后才到,所以,我想我得散散心,最后一次校对细枝末节,先与文献保管员说声再见,然后和在这严冬似的几个星期里一直陪同我跑上跑下的搬运工道别;我还打算把十多封老纳特尔先生写给我的长信捐献给档案馆。我想,让自己装成繁忙的样子度过一两个小时,而后手忙脚乱地料理家务来打发这段时间,就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了。昨天下午,在同样的心境下,我在书房里忙碌着。现在,草稿整理好了,标注了日期,复印好的资料贴好了标签,借的书也准备好归还了,一切已经就绪。我向来喜欢干脆利索。

    天又冷又湿,我觉得坐公交车实在太麻烦,于是我就在摄政王园林乘上了出租车。在驶往伦敦市中心漫长而缓慢的旅途中,我想起了疯人院里那些可悲的病人,他们曾被公众取乐。一想到不久我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不禁自怜起来。扫描的结果已经出来,所以,昨天早上,我就去看医生了,状况不太好。我一坐下,医生就这么告诉我。我头痛,太阳穴感觉紧绷绷的,病因特殊,非常诡秘。他指出在扫描的区域内有粒状污点。我发现他手中的铅笔在颤动,我猜想是否他也同样在经受神经紊乱的折磨。心想能有助于治病,我倒希望他真是如此。他说我正在患微弱而几乎觉察不出的中风,病程比较慢,但我的头脑,我的心智,将逐渐崩塌。折磨我们一切人的记忆衰退会更加明显,更让人感到衰老,直到最后我毫无意识,因为那时我将失去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一周中的日子、早上的事情或者甚至十分种之前的事情都将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我的电话号码、我的地址、我的姓名以及我一生的所为都将化为乌有。再过两年、三年或四年,我将认不出我现有的老朋友。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将意识不到我在自己的房间。不久,我将不能自理,因为我需要终身护理。

    医生告诉我,我患的是血管原发型痴呆,这倒有一点令人欣慰。他必定多次提到过,崩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况且,它也没有早老性痴呆病那么糟糕。早老性痴呆病会引起性情剧变并有攻击倾向。如果幸运的话,我的病有可能会是良性的呢。我不太可能不高兴——我,一个头脑混沌、古怪唠叨的老太婆,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期望。是我自己要他给我说实话的,所以我也没什么可埋怨的。这会儿,他急于催我出去,因为还有十二个人在候诊室焦急地等待。总之,当他帮我套上外套时,他概括出了一张路线图:失忆、短期和长期的词语的消失——普通名词可能最先不辞而别——然后是语言本身,还有平衡能力,紧接着,整个运动控制系统,最后是自动神经系统,全都和我一一永别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