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楼下还在等着要她带上楼的拄拐杖的伤员。她匆匆下楼,可是壁室已经空了,走廊里也不见人影。要是向护士和搬运工打听他们的去向,大家都会知道她有多无能。她才不想这么做呢。一定有人已经把伤员们集合起来带上楼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她自己的病房已经派上了新用途——改成了急救室。不过一开始它根本名不符实。简直就是个前线伤员中转站。许多护士长们和高级护士们也被调来帮忙了。五六个医生在处理最紧急的病例。两个随军牧师也在,一个坐在病人身边跟他讲话,另一个在对着毯子下面一个人形祈祷。所有的护士都戴着口罩,她们和医生们一样挽起了袖子。护士长们在病床间来回穿梭,给病人打针——极有可能是吗啡——或者用输血针头把全血和血浆输进伤员的身体里——一瓶瓶全血和淡黄色的血浆宛如一个个奇特的异国水果高高地悬挂在可移动的架子上。实习生们怀抱着大堆的热水瓶子走过。病房里充斥着人们轻柔的回声和医疗器械的叮叮当当声,还有规律地搀杂着疼痛的呻吟声和喊叫声。病房里已经没有空的床位,那些新来的伤员只能躺在担架上,担架都放在床和床之间,这样输液架就能得到充分利用。两个勤杂工随时准备将死去的病人抬走。许多护士都在床前清除弄污了的绷带。这时候总需要做个选择:是温柔地慢慢一点点揭下,还是蹭地抽下来,痛一下也就完了。这间病房里的护士们推崇速战速决,因此才会有不时传来的惨叫声。病房里到处都是这样那样的气味——新鲜血液又湿又粘,还带着酸味,肮脏的衣服的气味,还有汗臭,油脂臭,消毒水和医用酒精的气味。不过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伤口腐烂所发出来的恶臭。两个转移到手术室去的伤员到头来还得截肢。

    由于高级护士们被临时抽调到远一点的医院部门里去,而且越来越多的病员送了进来,正式护士们便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布里奥妮和同一组的见习生就被赋予了新的责任。一个护士派布里奥妮去给门边担架上的下士拆掉绷带和清洗腿上的伤口。她只做这个就够了,医生没有过来检视之前她不用再给他包扎。下士脸朝下趴着,当布里奥妮跪了下去贴着他耳朵说话时,他还做起了鬼脸。

    “如果我叫出了声,别介意。”他轻声说着。“好好帮我清理,护士。我可不想失去它。”

    裤脚管已经剪掉了。外面一层绷带看上去还很新。她开始解开它。由于不能把手从他腿下面伸过去,她便用剪刀把裤子剪开了。

    “他们是在多佛码头给我包扎的。”

    现在只剩下一层薄纱布了。从膝盖到脚踝那道长长的伤口周围凝结着黑色血块。腿上已没有毛发,颜色也是乌青。她十分害怕,张着嘴直喘气。

    “那么,你怎么会伤成这样的?”她故意装得高兴的样子。

    “一个炸弹飞来,把我砸倒在波纹马口铁做的栅栏上了。”

    “真是倒霉。现在,嗯,你知道,我要把它拆下来了。”

    她轻轻地掀起了一个角。下士抽动了一下。

    他说:“和我一起数。像这样。一,二,三。利索点。”

    下士握紧了拳头。她拉起已经松动的那个角,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着它,然后向后猛地一扯。这时,她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期一次在午后的生日派对上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桌布把戏。那纱布伴着胶层剥离的刺耳声被一下子掀了下来。

    下士说:“我要吐了。”

    她顺手拿了一个痰盂。他干呕了几下,却什么都没吐出来。他脖子后面的褶皱处冒出了颗颗汗珠。伤口有十八英尺长,也许还不止,在腿的后侧随着膝盖打了个弯。缝合的针脚很粗糙,也不规整。裂开的皮肤相互重叠,露出了里面的脂肪层,像一串串微型红葡萄从缝中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