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义务把真相写出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许诺过要写一部编年史。只有在日记中她才可以自由驰骋,充分舒展自己的个性。她编了些小故事——不是很能令人信服,语言也很造作——主角也是病房里的人。有时,她会把自己视为医学界的乔叟,病房里拥满了各色人等:小伙子、酒鬼、当官的老头子、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顶漂亮的可人儿。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后悔自己的故事离事实太远,没给自己储存下写作的原材料。清楚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状况怎样,谁在场,谁说了什么,对她来说都用处多多。那个时候,写日记让她维持了自己的尊严。没错,也许她的样貌、她的行事、她的生活看来不过是个实习护士,可其实她是个好有影响力的作家啊。是她自己伪装得巧妙而已。一旦她和自己熟悉的一切说了再见——家族、家园、朋友——那就只写作这条线,揪着从前,又系着将来。这才是她一直来的所作所为。

    每天,她的头脑少有能自在游荡的时候。有时候她会被派到药房去打杂,因而在等药剂师的时候便得了闲。她会沿着走廊轻飘飘地晃到楼梯井,透过窗子,河流一览无余。每当她眼睛盯着对岸的议会大厦而心却神游了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她就会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自己的右脚上。日记没有占据她的思绪,她想的是自己已经完成并寄给了杂志社的长篇故事。在樱草山的日子里,她借了叔叔的打字机,躲在餐厅里,用食指敲完了最后一稿。整个星期,她每天都为这部小说花至少八个小时,直到她腰酸脖疼,直到逬发飞散、参差不齐的像一个个螺旋物开始在她眼前飘游打转。可她从来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当她最后把那一沓子稿子——足足有一百零三页!——抚平整时,她能感到酸痛的指尖上那份沉甸甸的作品的分量。这一切都是她的。她布里奥妮的。其他任何人都写不出这样的杰作。给自己留份副本,然后把她的故事(这么个不确切的词)好好用棕色纸张包好,搭公交车到了布卢姆斯伯里,再走到坐落在兰斯唐街的那家杂志社——新近面世的《地平线》,把书稿交给了在门口迎接她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

    她为自己的成就鼓舞着——全篇的构思、纯粹的结构以及她自以为很有现代感的富有特色的不确定性。什么都有个直截了当答案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物和情节的时代也已过时。尽管她还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人物速写,她其实并不相信有“人物”这档子事。那只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古雅有趣的手法。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了,“人物”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情节也只是锈迹斑斑的机器,其轮子已不会再转动。就像一个现代作曲家不再能写出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一个现代小说家也无法描绘人物和情节了。只有人的知性和感性才使她感兴趣。意识之河在时间中流动,该怎样表现出它的不尽向前,它的支流怎样涨溢,障碍如何让它转了向——这才是她的兴致所在。如果有可能,她真想重写那一段——夏天清晨清冽的阳光里,一个孩子立在窗前时的纤纤思绪,一泓池水上空,一只燕子轻巧地俯冲翻飞。这是属于明天的小说,它和过去一切小说都迥然不同。维吉尼亚·沃尔夫的《海浪》她读过三遍,她深信人性深处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只有小说,只有一种新形式的小说,才能捕捉到这一嬗变的实质。进入到人心中去,把它的功能形态展示出来,并且在齐整匀称的构造中一展其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胜利。徘徊在药房外,等药剂师回来的时候,塔利斯护士思潮起伏。她凝望着泰晤士河对岸,忘怀了身边的危险:德拉蒙德会发现她用一条腿站立着。

    三个月过去了,布里奥妮没有收到来自《地平线》的任何消息。

    另一封信也没有回音。她已到医院行政办公室去要了塞西莉娅的地址。五月初,她就写信给了她姐姐。现在她渐渐觉得这缄默就是姐姐给她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