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重要的作证之后，法庭休会片刻，当全体法官返回座位时，爱德梅又被带到庭上。她脸色苍白，虚弱不堪，勉强能困难地走到给她准备的扶手椅前，可她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无比的镇定。

    “对于即将向您提出的问题，您自信能平心静气、毫不含糊地回答吗？”庭长问道。

    “我希望能够这样，先生，”她回答。“不错，我大病初愈，恢复记忆力才没有几天；但我相信完全复原了，我的头脑并不感到混乱。”

    “您的姓名？”

    “索朗日—爱德蒙德?德?莫普拉，”她说，又轻声补了一句：“爱德梅?西尔维斯特里斯。”

    我心头一颤。她说这句不合时宜的话时，眼神显出一种异样的表情。我以为她就要进一步说胡话。我的律师也吃了一惊，带着大惑不解的神态望着我。爱德梅在发病初期和后期已养成经常复述这两个字的习惯，可除我以外没有人懂得这个名字的意义。幸亏，这是她的官能的最后一次失调。她摇了摇美丽的头，像要驱散一些纠缠不休的思想；庭长要她对这两个难以理解的字作出说明，她既和蔼又端庄地答道：

    “没什么，先生；请继续提问。”

    “您的年龄，小姐？’

    “二十四岁。”

    “您是被告的亲戚？”

    “我是他父亲的堂妹。他是我堂兄所生的儿子，我父亲的侄孙。”

    “您宣誓所说全是事实，决无谎言？”

    “是的，先生。”

    “举起您的手来。”

    爱德梅惨然一笑，朝阿瑟转过身去。他脱去爱德梅的手套，帮她举起无力的、几乎不能动弹的手臂。我感到自己泪流满面。

    爱德梅既详细又朴实地讲述了她如何跟我一起在林中迷了路；我以为她被受惊的马带走，十分关切地想拉住她，反而使她从马背上摔下；由此引起一场小小的口角，她出于相当假的女子的小性儿，想独自重新上马；她甚至严厉地说了我几句，完全是有口无心的，因为她爱我情同手足；我被她的粗暴态度深深伤害，顺从地走开几步，她自己对我们稚气的争吵也感到懊恼，正要追随我时，突然感到胸口猛烈一震，刚刚听到枪声就栽倒了。她没法说清自己曾经朝哪个方向张望，或射击来自何方。

    “这就是所发生的全部事实，”她补充说：“我是最不能向你们解释这次意外事故的人。凭我的良心，我只能把它归咎于我们一个猎人的粗心大意，可他不敢承认。法律是如此严峻，真相又很难证明！”

    “这样说来，小姐，您不认为您的堂兄是这次谋害的凶手？”

    “不认为，先生，当然不认为！我不再说胡话；倘若我感到头脑有病，我是不会让自己被领到你们面前来的。”

    “看来，您把自己对帕希昂斯，对女伴勒布朗小姐，也许还对奥贝尔神甫作过的揭发，归因于精神错乱状态。”

    “我没有作过任何揭发，”她坚定地回答，“不论对高尚的帕希昂斯，对可敬的神甫，还是对女佣勒布朗都没有作过。如果把一个人发高烧时所说的无意义的话叫作‘揭发’，那么在梦中吓唬过我们的人就都该被判处死刑了。我对自己不知道的事能作出什么样的揭发呢！”

    “可是您受了伤从马背上掉下来时说过：‘贝尔纳，贝尔纳，我绝不相信您会杀害我！’”

    “我记不得说过这话；即使我说了，我也无法想像有人会重视一个遭到意外打击，神志几乎丧失的人的印象。我所知道的是，贝尔纳?德?莫普拉肯为我父亲或我献出生命，因而他不大可能想杀害我。再说出于什么动机呢？天哪！”

    这时，为了使爱德梅为难，庭长利用了从勒布朗小姐的陈述中可以引出的一切论据。其中有的确实使她发窘。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