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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侍尧训斥道：“然后什么？老爷难道会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启官是我的朋友！”

    李侍尧叫李十四把师爷请来。李侍尧三言两语说广州惊爆教案。因情况不明，众人很少言及广州教案，七嘴八舌谈起福安教案。

    刑名师爷蒋德华将话题引到判例上，福安教案与以往教案最大的不同，是开创了处决传教士的先例。康熙朝只是驱逐没有获得清廷印票的传教士，雍正朝严禁天主教，也仅仅是驱逐了事。乾隆十一年七月，乾隆将福建巡抚的奏折交军机处密议，几经争议，大学士拿出议复：“应令该抚将现获夷人概行送至澳门，定限勒令搭船回国。其从教男女，亦择其情罪重大，不可化诲者，按律究拟。”

    福宁知府董启祚见到议复录副后，立即向巡抚周学健上条陈，声称只处罚教民而宽恕传教的红夷教士，不仅教民及乡邻不服，还会助长红夷教士传教的贼胆。“红夷教士从甲地驱逐澳门，不待呆满半年，又潜入乙地传教，泱泱华夏名教（孔教）将为邪教淹没矣。”周学健采纳了董启祚的条陈，夷籍教士和华籍教民一并治罪。乾隆接到周学健奏章，将判案交三法司核拟题复，乾隆下令将“白多禄着即处斩，华敬、施黄正国、德黄正国、费若用依拟应斩，郭惠人依拟应绞，俱着监候，秋后处决。”周学健收到上谕后，立即把董启祚召来省城，一道监斩传教士白多禄，其余四名传教士被判斩监候，关在福州臬司监狱。

    乾隆十二年秋审，乾隆高抬贵手，大笔一挥，将四名传教士改为终身监禁。

    董启祚上蹿下跳，频频出入将军府和督抚署，陈述斩草除根、以断后患的建议。乾隆十三年七月，乾隆下达口传密旨将华敬等四名夷犯秘密监毙。夷犯德黄正国被勒死，费若用被狱卒用石灰塞住口腔鼻腔窒息而死，华敬和施黄正国被绞死。为掩人耳目，福建督抚授意典狱仵作等人出具“夷犯病逝”的鉴书。一年后，一个在押的林姓教民逃往澳门，向主教禀报德黄正国等四名传教士的真正死因。

    福安教案的彻查严处，致使福建以后再也没形成规模性的传教信教活动。然而，彻查严处教案是柄双刃剑，西洋传教士和贸易商把福建看成“令人恐惧、暗无天日的炼狱”。总督喀尔吉善和巡抚潘思榘在给乾隆的奏折中，分析福建邪教泛滥的原因时称：“闽省愚民多被引诱，缘地滨海洋，番舶往来，易于渐染。”福建官员一丝不苟执行防夷律条，到港的西洋商船受到更加严厉的盘查，一些随船贸易商被怀疑为传教士而禁止登岸。福建的外洋贸易元气大伤，鲜有洋船光顾。

    奏章师爷赵光禄道：“福安教案有判例在先，董启祚是福安教案的大功臣，眼下广州教案，他肯定会效尤福安判例，大开杀戒。”

    众师爷纷纷揣测谁会斩立决，谁会斩监候。

    李侍尧沉着脸道：“这不是何人脑袋掉地的事情，事关广东外洋贸易兴衰。”

    当时是四口通商，广东官员视对外通商为富省利民的机遇，福建官员却把机遇给糟蹋了。李侍尧很清楚福建疆吏的作为，他们不是看不到严禁的后果。由于台湾两度受到西夷（西班牙、荷兰）的入侵，更有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与朝廷分庭抗礼。平台之后，康雍乾三朝君王仍把福建海疆视为大清江山的隐患。皇上督促得紧，福建疆吏只能顾此失彼，让金銮殿里的万岁爷放心。

    李侍尧掏出怀表看：“过子夜正时了，列位先歇着吧，明日再议。”

    子夜时，董启祚指挥捕快把案犯全部缉拿归案，除易经通、殷无恙、汉森、潘振承、潘有仁等五人，还有十二人收监，其中八人是同文夷馆的买办、知客、役头，另三人是同文行馆的总办、账房、采办。

    董启祚打从来广东任臬司，从未像今夜这般兴奋。乾隆十二年，董启祚擢升汀漳龙道，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