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海南行，将福建、潮州的海船正式划归海南行承接。规定凡经营沿海贸易的船只必须投挂海南行，海商运来的货物只能卖给海南行，需要贩运到他处的货物也得从海南行购买。这种垄断性经营在外洋贸易中行得通，在沿海贸易中却阻力重重。海商与牙商都是同根同祖的中国人，约有七成是漳州泉州与粤东潮州人。漳泉及潮州民风历来强悍，赶海人尤其暴烈蛮狠。牙商接待他们，一面赔着笑脸酒肉款待，一面严阵以待暗伏打手提防海商闹事。海关不直接向海商征税，由牙商代缴税费。海关勒索牙商，牙商将负担转嫁海商，海商心怀不满，“讲数”不成便拳脚斧铖相见。

    牙商内部亦纷争不断。前任行首是漳州海商林舵头，他只顾及闽籍牙商的利益，逼得潮籍牙商相继破产，残存的只能吃闽籍牙商的剩菜残羹。乾隆九年林舵头病逝，潮籍牙商在潮籍海商的支持下，另立行首。潮籍牙商以牙还牙，处处处封杀闽籍牙商。双方发生多次械斗。两败俱伤，行会如同虚设，闽籍潮籍牙商各自为政，接待本籍的海商。

    “潘启官，你是福建人，你站在哪一方？”李侍尧同尤拔世、潘振承巡视东炮台挂号口，听两人介绍海南行的情况后，紧皱眉头问道。

    “回李大人，末商是督抚海关的官准行商，当然站在官府一边。末商以为，闽籍潮籍牙商都不适宜做海南行的行首。沿海贸易，闽籍潮籍海商的势力太大，闽籍潮籍牙商与他们勾结，官府无法控制他们。”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站在东炮台，李侍尧拍打着生铁炮筒问道。

    “新会籍的石如顺可以考虑。石如顺曾是黄埔买办，申办了官授牙帖，因缴不起报效银，未能换成行帖，开了一家海南行。石如顺为人厚道，处事又不乏精明，在闽籍潮籍牙商的夹缝中求生存，竟然与这些蛮横无理的牙商相安无事。倘若指定石如顺做行首，石如顺不会依傍两大船帮中的任何一方，他只有投靠官府，才能够维持行首的权威。”

    李侍尧转向尤拔世：“尤关正，这事就这么定下，指定石如顺做海南行总商，海关和地方衙门都要做他的后盾，不管何地的海商牙商闹事，只要石如顺请求，海关和南海番禺县衙门的差役，随时协助石如顺办差，他们若敢兵戈相见，弹压不贷！”

    暹罗海商违法乱纪，也是历任海关监督头痛的一大痼疾。

    广东口岸与南洋诸国的贸易，暹罗贸易约占七至八成，像柬埔寨、港口、旧港、安南、柔佛、六昆、缅甸、南掌、苏禄、琉球的商船，有时数年不见踪影。吕宋和爪洼虽然地处南洋，却沦为西洋的属地，往返的商船大都为西洋船。因此，暹罗贸易成了南洋贸易的代名词。

    暹罗的海商大多为闽籍潮籍人氏，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现籍漳泉和潮州的海商，一类是落地暹罗的闽籍潮籍海商。他们的海船分为两种：福建的绿眉船，粤东的红头船。由于朝廷禁止打造两桅以上的船只，盛产柚木的暹罗遂成为亚洲的造船中心，大批的闽粤工匠涌向暹罗打造海船。悬挂绣有大象的暹罗旗海船，比绿眉船和红头船要大许多。暹罗海船鹤立鸡群，成为省河独特的景观。

    暹罗的进口货物九成为大米，广东福建缺粮，运送大米的暹罗海商成为广东督抚和粤海关的宠儿，牛酒面足量供应，暹罗海商和水手可以享受国内海商及水手的待遇，他们不仅可以随意租住，还可以在广州购置房产，蓄奴纳妾，当然也时常斗殴滋事。南海番禺县衙迫于上峰的压力，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侍尧从署理两广总督起，便插手粤海关事务。他的关注点一直在西洋贸易，防范的重点仅仅限于西洋人。洪瑞御状案后，李侍尧专门针对西夷出台防夷五事。听了尤拔世和潘振承介绍情况，李侍尧认为对南番放任自流，影响更恶劣。暹罗、安南、苏禄等国是天朝藩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