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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论三明
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书中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于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违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这里引用韩非子的话,我们知道韩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场,以法家的观点,认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对社会人群,都没有贡献,一定要法治的社会才对,所以他有这两句名言,“儒以文乱法,快以武犯禁。”知识分子,读书人(儒在这里不是专指儒家)学问又好,又会写文章,文章写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会辩论,于是以文学知识,扰乱了法令。讲侠义的人,动辄老子拳头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压平了,所以重武侠的人,专门破坏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来,文武两方面都不对,都是不守法,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辞。

    这里引用几个人的话。曹操说:一个国家,专门依靠武力的,最后弄到自己亡国灭种。看到现代史上,二次大战,当年的德国、日本,都是“恃武者灭”。专门好文的,最后也是亡国,不注重军事国防,如吴王夫差,鲁国的偃王,都是只提倡文化,不注重国防的,而最后败亡,这是“恃文者亡”。吴起的兵法上所以说,上古时候承桑氏(即穷桑氏)这个国家的皇帝,治理国政,专门讲道德,废弃了武功,结果是亡国,又如夏朝的有扈,则专门讲究武功,好勇,结果也是亡国,因此文武两事不能偏废,高明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道理,就一定以“内修文德,外治武训”八个字作政治的最高原则。军事国防是不能缺少的,文化是国内的政治中心,对外要注重国防,随时准备作战,敌人不敢打进来,自己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国的忠烈;激励人民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损害于仁德。

    《钤经》(即《素书》,又名《玉钤经》)上说,文武兼备。不但国家如此,个人也是一样,中外历史上,真正的大将,都是文武兼备,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文武兼阙的,也就是文武都不够的,不可征伐,不能做大将。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康也。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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