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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15)
维克们,他们所有的新式武器都出自犹太科学家之手,他们必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和平呢?有实现和平的途径吗?”“有。我们得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我们得痛打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来向我们祈求和平——然后呢,咳,有什么呀,我们给他们和平。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毕竟,我们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诫,追求和平——咳,有什么呀,倘若需要,我们和巴格达讲和平,倘若需要,我们甚至和开罗讲和平。难道不应该吗?怎么会这样?”

    十月革命、内战和红色胜利后的困惑、贫困、审查和恐惧,使敖德萨的希伯来作家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四处逃散。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和他们的许多朋友一道在1919年年底乘坐“鲁斯兰号”前往巴勒斯坦,他们抵达雅法港口宣告了第三代阿里亚的开端。其他人从敖德萨逃往柏林、洛桑和美国。亚历山大爷爷、施罗密特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移居巴勒斯坦——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于是他们去了立陶宛,那里是克劳斯纳一家,爷爷、约瑟夫伯伯和拜茨阿里勒的父母二十五年前离开的地方。维尔纳依旧在波兰的统治之下,激烈的反犹主义在那里从未间断,一年年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和恐外症在波兰、立陶宛一直起支配作用。庞大的犹太少数民族对于被征服得服服帖帖的立陶宛人来说,仿佛是压迫者体制的代言人。边境那边,德国正遍布着新的、冷酷凶残的仇犹纳粹。在维尔纳,爷爷也是个生意人。他期待不高,从这儿买点什么到那里去卖,这中间有时候会赚些钱。他把两个儿子首先送进希伯来学校,继之送进传统的中学。大卫和阿里耶兄弟,不然就是叫作兹尤兹亚或者是罗尼亚,从敖德萨带来了三种语言:他们在家里讲俄语和意第绪语,在街上讲俄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办的幼儿园不得不讲希伯来语。这里,在维尔纳传统的中学里,他们又加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在大学欧洲文学系,学习了英语和意大利语,在闪语哲学系我爸爸又学了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和楔形文字。大卫伯伯不久找到了一份教文学的工作,而我爸爸耶胡达·阿里耶1932年在维尔纳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希望追随哥哥的脚步,但是这时的反犹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犹太学生不得不遭受屈辱、人身攻击、歧视和施虐狂虐待。“但确切地说,他们向你们做了什么?”我问我爸爸,什么是施虐狂虐待?他们打你们了吗?撕你们的练习本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申诉呢?”“你无法,”爸爸说,“理解这些。不理解更好。我高兴,尽管你也不能理解这个,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为你不理解那种情形而高兴。我当然不愿意让你了解。因为不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已经不需要了解了。因为它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也就是说,它在这里不会发生。现在我们谈谈别的,我们谈谈你的行星相册好吗?当然我们仍然有敌人,有战争,有围困,伤亡不小。那是肯定的,我不否认。但这不是迫害。这——不是。既不是迫害,也不是侮辱,也不是集体屠杀。不是我们在那里得要遭受的施虐虐待。那将一去不复返了。不是这里。要是他们袭击我们,我们就一报还一报。我觉得你把火星插在土星和木星中间了。错了。不,我不告诉你。你可以自己查一查看看什么地方错了,你也可以自己把位置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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