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多夫，今日奥地利东部的马特斯堡，靠近匈牙利边境。）他是个多愁善感、满怀热情的人，然而大半辈子憎恨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与幻术。

    他把超自然现象视为江湖骗子和魔术师营造的产物。他认为，哈西迪主义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在说出这个词时，他总是做出愤怒的怪相，同使用“胡言乱语”、“陷入迷狂”、麻醉剂”或“直觉”等词的表情一样。妈妈一贯倾听他讲话，她不接他的话茬，却向我们报以忧伤的微笑，有时对我说：你爸爸是个聪明而有理性的人，甚至在睡觉时都具有理性。”妈妈过几年去世后，他的乐观明朗有些渐渐减退，他除了不再口若悬河之外，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接近妈妈的志趣。他在国家图书馆的一间地下室发现了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份书稿，是作家青年时代的一个练习本，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速写、信手涂抹之作、诗歌习作，以及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报复》。爸爸到伦敦去了几年，在那里就这一发现写博士论文，通过与具有神秘色彩的佩雷茨的邂逅，他同早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狂飙突进相去渐远。他开始学习远方民族的神话和民族传奇，浏览意第绪语文学，如同某人把拉住扶手的手松开，逐渐迷恋上小到佩雷茨短篇小说、大到哈西迪故事的神秘魅力。

    但是，在那些年，我们常常星期六下午步行去塔拉皮尤特大街的约瑟夫伯伯家，爸爸仍然试图教导我们像他那样开明。父母经常谈论文学。爸爸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妈妈则偏爱席勒、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斯特林堡、格尼辛、比阿里克，也谈论住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对面的阿格农先生。然而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之间并没有伟大的友谊。当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和阿格农先生二人碰巧相遇时，那小路上刹那间感觉礼貌而冰冷。他们会把帽子举到一尺来高，微微欠身，大概谁都在从内心深处希望对方永远消失，湮没在深渊深处。约瑟夫伯伯不觉得阿格农多了不起，认为阿格农的创作长篇大论，有股乡村野气，用各种各样伶俐过头的领诵者的装饰音来进行点缀。至于阿格农先生，对此耿耿于怀，但最终报了一箭之仇，在塑造长篇小说《希拉》中那个荒唐可笑的巴赫拉姆教授这一形象时，把讽刺矛头直指约瑟夫伯伯。幸亏约瑟夫伯伯死在《希拉》出版之前，因而免除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阿格农先生多活了几年，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拥有世界声誉，不过他也深受其苦，眼睁睁看着塔拉皮尤特两人一同住过的那条死胡同重新命名为克劳斯纳街。从那时到去世，他不得不忍受屈辱，做克劳斯纳街上著名的阿格农。于是乎直到今朝，命运故意作对，决意让阿格农之家伫立在克劳斯纳大街中央。而克劳斯纳之家则注定被拆毁，命运还是故意作对，在那里造了一幢普普通通的方形居住楼，俯瞰一群群游人经过阿格农之家。誗①尤里·尼桑·格尼辛（1879—1913），生于乌克兰，后辗转欧洲，希伯来语小说家。

    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会朝觐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觐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小别墅。我们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离塔拉皮尤特有六七公里远，它位于遥远而有些危险的希伯来人郊区。热哈维亚和克里亚特·施穆埃尔南部，蒙蒂菲奥里风车之南，延伸出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塔里比耶、阿布托尔和卡特蒙、德国人居住区、希腊人居住区和巴卡阿。（我们老师阿韦沙厄曾解释说，阿布托尔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名，意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经是叫塔里比的一个人的庄园，巴卡阿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圣经时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腊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讹误，意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这些异国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边，在世界的尽头，孤寂的犹太居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