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勒姆和阿格农，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正在被谈论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就连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牙买加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富有梦幻、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藏青西装笔挺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那些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街上的人们——那些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们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多年后，当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似的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当我在某本书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欧发迪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作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我们附近托尔斯泰似的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者，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生活者，热爱人类者，热爱世上一切生灵者，长期向往乡村生活者，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者。然而，他们连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得归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用氯气对我们的水消毒。他们中有一些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为契诃夫工作。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另有别称：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沙里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了威胁。

    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