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冠英商议后，决定由贵阳知府多文前往北教堂，警告胡缚理不要张狂！

    胡缚理因在巡抚署和提督衙门遭到冷遇，并受到城中老百姓的嘲弄，同样是余怒未消，打算派仍各持“传教护照”继续走遍贵州官府。四月五日，贵阳知府多文通知仍各到贵阳府署公堂时，仍各和胡缚理一样趾高气扬、怒气冲冲，他要挟贵州官府尊重其“传教特权”，并称：“护照系总理衙门所发，有恭亲王印花，何得违抗？”

    多文指出：“外来无论何人，本应好自为之，悉心遵守大清国法纪，此乃当前通行之国际惯例。然而，你仍各、胡缚理二人，虽口口声声自称‘法兰西神父’，却目无大清国之法律、纲纪，甚而在黔省省城中摆出排场，此为非法！”

    双方就此展开辩论。最后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结果不欢而散。

    枟中法天津条约枠枟中英北京条约枠规定的“传教特权”，在贵州却得不到封疆大吏的承认，胡缚理已经满腹委屈。现在，“传教护照”也不能在贵州生效，他更加气愤异常。便派法国传教士梅西满前往四川，会见逗留在重庆的法兰西驻华公使馆秘书德纳马，以商议对策。提督衙门的细作，探知了胡缚理的这一计划，迅速报告了田兴恕。

    听说梅西满要去重庆找法兰西官员，田兴恕心里不由得火冒三丈，遂决意出面阻拦。

    当梅西满刚一离开贵阳，田兴恕就亲自率兵追赶。哪料，刚追到沙子哨，田兴恕的坐骑马失前蹄，他摔下马来。无奈，田兴恕只得折回贵阳。但是，他驱逐洋教的决心却越发坚定。

    咸丰十一年四月间，田兴恕接连三次指派夏堂发、陶四歪等人以“搜匪”为名，带兵查抄北教堂。官军几次进入教堂，那里都正在举行宗教礼仪，士兵挥枪驱赶教徒，并抄走了经像、祭品及各种宗教用品。同时，士兵还到包括胡缚理在内的各个传教士住室，抄走了他们的衣物、书籍等。胡缚理大肆咆哮却又无力制止，他只得写信给留在重庆的梅西满，要他向法国公使馆秘书德纳马告急，请求法国公使馆向清政府提出交涉。

    这是田兴恕在贵州扑灭洋教的前奏曲。

    接着，为了动员全省各级官府在适当时机杀掉洋人，消灭洋教，田兴恕同何冠英商议决定，由田、何二人联名向全省各府、州、县负责官员发出“秘密公函”，以便在全省各级官府中，掀起反洋教斗争。

    “秘密公函”中这样写道：“径启者，异端邪说，最为害民！省中天主教，前因溷迹市廛，并无骇人听闻之事，是以姑予宽容。近乃肆行无忌，心实叵测，诚恐贻人口实，任意煽惑，尚祈台端，无论城乡，一体留心稽查。如查有外方之人，谬称教主等项名目，欲图传教淆惑人心，务望随时驱逐，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若借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世道之坏，已至于此，如欲力挽颓风，是在太守明府之尽心力耳，必无差谬，幸勿畏葸。如果办理得力，定当优叙；倘不经心，听任传习，一经查出，咎亦匪轻也。田兴恕、何冠英同顿。”

    “秘密公函”发出之后，各州、厅、府、县官员皆反响强烈。在“省城南屏”的青岩堡，数年前就和赵畏三结下宿怨的刘立本等一帮绅耆闻之，更是禁不住拍手叫好。于是，一桩酝酿已久的外交纷争，终于在这咸丰十一年的夏天如约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