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天成、何德胜两支义军，在贵阳周边的龙里、贵定、乌八堡（乌当）等地折腾了七十多天，正磨刀霍霍准备攻打省城时，新任贵州提督蒋玉龙带着五千人匆匆赶到。义军不敢和他正面交锋，拨转马头各自撤离了。

    随着义军的撤围，省城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士、农、工、商各事其业。先前逃往外地的缙绅，也陆陆续续回到了省城。

    咸丰八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两乘凉轿从北门外的广东街出来，自北朝南行进。坐轿子的两位绅士，手扶横梁，足蹬踏杆，眉宇间都神采飞扬。尽管他们像大清子民一样蓄着长辫，穿着中式长衫子和方口布鞋，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是两个外国人：白斯德望在前，胡缚理在后。

    “白先生出门啊。”街道两边，断断续续有人抬高了嗓门，扬声与轿子里的白斯德望打招呼。

    “哈呀！爱走，爱走！”白先生欠着身子自谦地笑着，客气地向问候者回礼。那颇具地方特色的“爱走”二字出自白先生之口，既表现了他温文尔雅的为人，也充分显示出一个外国学者的绅士风度。抚场，两乘轿子东折而上，在巡抚衙门附近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十字路口东侧，耸立着一座巍峨、高大的石牌坊，这牌坊路道很宽，可容四马并行。过了牌坊，往东走五十余丈就是巡抚衙门。

    督、抚以下的官员，在牌坊跟前就必须下马，驻轿。敬畏参半的老百姓，把这一地带称做“抚牌坊”（今省府路）。

    巡抚衙门前，有几道浅浅的汉白玉台阶。两蹲龇牙咧嘴、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分别踞守在台阶的左右两侧。这石狮子作为权贵的象征，它们和牌坊、台阶，以及那兵器鲜明的卫兵一起，衬托出衙门的威严。

    走出轿子的白先生前后环首，分别朝四名轿夫点头致谢。接着，他摸出一块银毫子，递给了最前面的，穿白布汗褟儿的青年轿夫：

    “拿好，你们几个慢慢分。”

    轿夫接过银毫子，正欲给白斯德望找补零钱，却发现那两个洋人已经走到了“抚牌坊”下面。“白先生，白先生！”老实巴脚的青年轿夫喊了两声，白斯德望和胡缚理好像没有听见似地，连头都不回。“你吼魂！”另外那乘凉轿的轿夫围拢来，低声劝阻青年轿夫说，“人家听不见就算了嘛。这钱，你又不是偷来的。”青年轿夫不理睬，一手高举着那银毫子，用更大的力气喊了几声。

    白斯德望终于听见了，他一脸诧异。“老弟，怎么回事，钱少了吗？”白斯德望边问边朝回走。

    “不少，是你给多了。”青年轿夫说着，急急解开白布汗褟儿的纽扣，从内层的衣袋里抠出几文汗渍渍的铜钱捏在手上。“算啦算啦！”白斯德望一听，忙摆摆手，“你们下力人养家口不容易，算啦！”

    说话间，他拉起胡缚理，重新向戒备森严的巡抚衙门走去。

    巡抚衙门、北教堂，两者都在贵阳北门外，彼此相距不到两华里。但是，白斯德望与蒋霨远之间却很少见面，而他已经在贵州生活了整整十一个年头。十一年中，亲自登门拜访贵州政界的头号人物，白先生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咸丰五年五月十七日。那个月华如水的深夜，白主教大步流星地走进这威严的贵州“第一衙门”。根据白斯德望提供的情报，官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将军山把杨二喜顺利捕获。

    杨二喜及其残部被歼之后，蒋霨远重新拥有了花翎、顶戴，继续担任贵州巡抚。

    第二次，即当年冬天，白斯德望认真准备了一份礼品，带着一个仆人，前来给蒋霨远拜年。白斯德望刚走上台阶，卫兵头目就横过身子，挡住了他的去路。白斯德望急忙赔上笑脸说：“我是蒋中丞的好友白先生。”

    “什么？先，生！”卫兵头目重复着“先生”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