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每当冯西德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高声答道：“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部门一一视察，愉快地高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进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高呼，“一定照办！”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内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种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种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这才感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进我的屋子，高声说道：“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按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您回答！您按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子被人家逼着低声而又抵触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冯西德尔一头栽倒在地，滚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我摇了摇头，从冯西德尔的身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裸的双脚操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毛衣机。他就用这种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出事了，”我轻声地说。

    布罗舍克吐出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毛衣机上解开。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紧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体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身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