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爷爷的故乡，几乎人人都靠在亚麻作坊里干活糊口。已有五代之久，人们天天吸着轧亚麻茎时飞扬的尘土，身体受到摧残，慢慢死去。他们都是些乐天知命的人，吃的是羊油奶酪、土豆，千年难得宰一头兔子吃；晚上在各自的家里纺织、唱歌，喝薄荷茶，自得其乐。白天在古老的机器旁轧亚麻茎，他们毫无防护，听任尘土侵害身体，烘干炉散发的热浪无情地烤灼着他们。各家的小屋里只有一张箱子式的木床，这是给父母亲睡的，孩子们都睡在周围的长凳上。每天早晨，小屋里满是面糊汤的味儿，星期天才能吃上烤饼。逢到特别隆重的节日，母亲笑盈盈地倒些牛奶在孩子们的咖啡壶里，这是一种用栎树果磨成的、黑乎乎的“咖啡”，随着牛奶倒进壶里，“咖啡”徐徐发白，孩子们高兴得满脸通红。

    清早父母亲上班去了，家务事全交给了孩子们：扫地、整理屋子、洗碗刷锅、削土豆皮，土豆可是宝贵的黄色粮食，削下的土豆皮都要留着给父母亲看过，证明他们没有任何浪费，干活也毫不马虎。

    放学后，孩子们都得到森林里去，按照不同的季节有时采蘑菇，有时采野草：车叶草和百里香，香旱芹和薄荷，还有洋地黄。夏天，他们从贫瘠的草地里收回干草，孩子们就忙着筛出干草花①。每公斤干草花可卖一芬尼，到了城里的药房卖给那些神经质的妇女时，就要二十芬尼。值钱的是蘑菇：每公斤二十芬尼，到了城里的商店，就卖一马克二十芬尼。秋天，孩子们钻到树林绿叶丛中最深处，那时潮气催发，蘑菇长得很快。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采蘑菇的地方，都是代代相传，秘而不宣的。

    树林都是巴莱克家的财产，亚麻作坊也是他家的。巴莱克家族在我爷爷的故乡有一座宅第，他们的当家夫人除了开设一家牛奶房，还总设有一间小铺，我们采的蘑菇、野草、干草花都在这里过磅卖钱。小铺里的桌子上放着巴莱克家的大台秤，这是一个带花饰的描金老家伙。我爷爷的爷爷和奶奶小时候就已经用肮脏的小手，捧着装满蘑菇的篮子或者装着干草花的纸口袋，站在台秤前，紧张地瞧着巴莱克夫人在秤盘上放多少砝码，才使那晃动的指针一丝不差地指着黑线——那条细细的公平线，它每年都要重新描一次。接着巴莱克夫人拿起褐色皮脊大帐簿，把重量登记在里面，再付钱给孩子们；几个芬尼或者几个银角子，难得付出一个马克。到我爷爷的时代，那里还放着一个大大的玻璃瓶，里面装着酸味糖，这种糖每公斤一个马克。遇到管小屋的巴莱克夫人高兴时，她就伸手到大瓶里边，给每个孩子一块糖。这时孩子们高兴得满脸通红，就象在特别盛大的节日，看到母亲在咖啡壶里加牛奶一样，牛奶使黑乎乎的咖啡渐渐发亮，直到变成金黄色的，和姑娘们的小辫儿一样。

    巴莱克老爷家给全村订了一条规矩：哪户人家都不许有磅秤。这条规矩已有年月，谁也不再去想一想，它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订下来的。这条规矩可得小心遵守，谁若违犯了就要被赶出亚麻作坊，巴莱克老爷家就不买他家的蘑菇、百里香、干草花。因为巴莱克家族势力大，就是邻村也不敢雇这个人干活，也不敢收购他家的野草。但是从我爷爷的爷爷和奶奶那时起（他们从小就采蘑菇，把它卖给地主老爷家，然后转卖到布拉格，让有钱人家买去增加菜肴的美味，或者包馅饼吃），就没有人想要违犯这条规矩，因为量米面有升斗，卖鸡蛋是论个儿的，纺成的布用尺量，而且巴莱克家的那具描金老台秤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已经有五代人了，他们把自己孩子勤奋地从树林里采来的东西信托给那根黑色的、摇摆不定的指针。

    虽然在这些沉默寡言的人中，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偷猎野兽，一夜之间赚到的钱超过在亚麻作坊里干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就连这些人也从未想过要去买一台秤，或者自己装上一台秤。我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