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69年2月，地点是波士顿北面的剑桥。当时我没有立即写出来，因为我第一个想法是要把它忘却，免得说蠢话。如今到了1972年，我想如果写出来，别人会把它看做故事，时间一久，我自己或许也会当成是故事。

    事情进行时，我觉得不合情理，在此后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对头。但这并不是说别人听了也会震惊。

    那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坐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右面五百公尺左右有一座不知什么名称的高层建筑。灰色的河水夹带着长长的冰凌。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时间的流逝。两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认为学生们对我下午的讲课很感兴趣。附近一个人都没有。

    我突然觉得当时的情景以前早已有过（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印象是疲劳状态）。我的长椅的另一头坐着另一个人。我宁愿独自待着，但不想马上站起来走开，以免使人难堪。另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吹起了口哨。那天上午的许多揪心事就从那一刻开始了。他吹的，或者试图吹的口哨（我一向不喜欢充内行），是埃利亚斯·雷古莱斯的的当地配乐。乐曲的调子把我带到一个已经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尔瓦罗·拉菲努尔。接着他念起词句来。那是开头一节十行诗的词句。声音不是拉菲努尔的，但是学拉菲努尔。我惊骇地辨出了相似之处。

    我凑近对他说：

    quot;先生，您是乌拉圭人还是阿根廷人？quot;

    quot;阿根廷人，不过从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内瓦，quot;他回答道。

    静默了好久。我又问他：

    quot;住在马拉纽街十七号，俄国教堂对面？quot;

    他回说不错。

    quot;那么说，quot;我蛮有把握地说，quot;您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们目前是1969年，在剑桥市。quot;

    quot;不对，quot;他用我的声音回答，声音显得有些遥远。

    过了片刻，他坚持说：

    quot;我现在在日内瓦，坐在罗丹诺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奇怪的是我们两个相像，不过您年纪比我大得多，头发也灰白了。quot;

    我回说：

    quot;我可以向你证明我不是瞎说。我可以告诉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里有一个银制的马黛茶罐，底部是盘蛇装饰，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回来的。鞍架上还挂着一个银脸盆。你房间里的柜子摆了两排书。兰恩版三卷本的，钢版插图，章与章之间有小号字的注释，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伦的《日耳曼地方志》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尔出版社出的《堂吉诃德》，里韦拉·英达尔特的《血栏板》，扉页上有作者题词，卡莱尔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尔传，还有一册藏在别的书后面的平装本的有关巴尔干民族性风俗的书。我还记得杜博格广场房屋一层楼的傍晚的情景。quot;

    quot;不是杜博格，是杜福尔，quot;他纠正说。

    quot;好吧，杜福尔。这些证明还不够吗？quot;

    quot;不够，quot;他回道，quot;这些证明不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我在做梦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你长长的清单根本没有用。quot;

    他反驳得有道理。我说：

    quot;如果今天早晨和我们的邂逅都是梦境，我们两人中间的每一个都得认为做梦的是他自己。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与此同时，我们的责任显然是接受梦境，正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承认我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