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断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运走c于是又得开始讲抽象的大道理，困难的场面也开始出现，因为病人家属知道，只有这个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见到。“可怜可怜吧！医生！”洛雷太太说，她是在塔鲁所住的旅馆中工作的女佣的母亲。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他必须打电话。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钟声。起初，邻居们推窗望望，后来就抢着把窗关上。接下来便是挣扎、啼哭、劝说，总之是些抽象的观念。在这些被发烧和恐慌搞得乱哄哄的寓所里，出现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但是病人还是被带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的情况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样：当他走进墙上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时，病人的母亲欲笑不笑地来迎接他说：“我想这不会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发烧吧？”

    他掀开了毯子和衬衣，默默地观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那母亲看着女儿的腿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母亲们在露出的腹部所显示的致命的症状前号哭，脸上带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们紧紧抓住，无济于事的话、许诺、哭泣，一片混乱；每天晚上，救护车的警钟声引起了无济于事的、情绪激动和痛苦的场面，晚上出诊时间长，而且遇到的情况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这种相同的场面不断地重复出现外，再也盼不到出现任何别的了。不错，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样地一成不变，只有一样东西也许是在起着变化，那就是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前深深感觉到了这点：他两眼盯着朗贝尔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馆大门，觉察到那难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袭到他整个心灵。

    几个星期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生活过去了，每晚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