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伯寻觅自己旧踪的长途旅行（迪耶戈·哈斯称之为“王的告别演出”，后来还把经过情形都告诉了乔治·塔拉斯），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王本人向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透露的若干真情，得到这些事实的补充，将来有助于他们两人把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毕生踪迹——从他在维也纳出生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段一段拼凑起来。当然，其中难免留下些可以理解的空白点。

    雷伯没有按原来的时间顺序作这次觅踪之行，他不是把昔日走过的路重头再走一遍。乔治·塔拉斯认为，在他一生的这个时刻，雷伯已对自己漂泊生涯的结局作出了决定。现在，他就是需要回顾自已往事的某些片断，记忆和旅程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什么地方，根本没有一定的路线。

    一九七九年，亨利·阿尔特还活着，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经营一个小公司，把配备船员的游艇租给想周游加勒比海的旅游者。

    他微笑着对迪耶戈说：“这是我的一大憾事。当初，如果这个鬼家伙，”他指着雷伯，“愿意留下来和我合作，我们恐怕早就一起发了大财。”

    “靠走私卷烟？”雷伯问，一边也在微笑。他们讲的是法语，那时候迪耶戈听法国话的水乎已有所提高，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完全正确，当然靠卷烟。当时可以赚一大笔钱。我也真的赚了不少。一度我赚了十亿法郎。可是不久这些钱又让我给亏折了。”

    “要是我在的话，局面就会改观吗？”

    “我绝对相信能改观，”阿尔特接着说，同时转向迪耶戈。“他有一件我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灵敏的脑袋瓜子，虽然那时他还年轻。这颗脑袋太灵了！”

    “Que sorpresa。（注：西班牙语，真叫人吃惊）”迪耶戈说。“我感到mucho mucho（注：西班牙语，非常非常）吃惊。”

    法国人打量着雷伯的旧布裤和圆领衫。

    “真有趣，”他说。“告诉你，当初我敢发誓你将来一定有出息，一定能成为名人。”

    “我了解他，”迪耶戈用英语插话。“我知道还有个人也了解他，一个在格林威治村卖汉堡包的。他是雷伯的崇拜者之一，从来不要我们付钱。”

    阿尔特笑了起来。他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他邀请这两个客人一同进屋。他成了家，第三代孩子也已经有了五个，他的买卖相当不错，尽管不能说是非常了不起。由于某些不太清楚的原因，反正与抵押和贷款有关，银行都讨厌他。但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一向就是这样过的。他喜欢在海边住。感谢上帝，如果撇开银行不谈，他觉得自己渐渐进入老境还不算太可怜。他举起盛着混合甜饮料的杯子。

    “让我们为失意者干杯，我们就是失意者，我们也不在乎做失意者。”

    不久以后，一个名叫保尔·苏必斯的法国阔佬成了阿尔特的主顾。因为他在巴黎当部长，人们都称他为“总统先生”。前面提到，有家银行对那个当年在丹吉尔活动的卷烟走私贩恨得要命，巧得很，苏必斯正好在这家银行拥有股权。

    “你一定会觉得可笑，先生。”阿尔特后来对乔治·塔拉斯说。乔冶·塔拉斯的基金会则刚同这个法国人的公司签订了一项油水很大的合同，准备组织一些儿童周游加勒比海。“然而，我还是要说。你说你有点儿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而那位苏必斯对我又如此慷慨，我甚至觉得，这两个人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你说对了，我确实觉得可笑。”塔拉斯不动声色地回答。

    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约尔·白尼适一套相当简朴的公寓里住了三四天。约尔·白尼适虽然不系领带，却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而且即将成为国务秘书。

    白尼适问雷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