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塞梯尼亚兹有气无力地说。

    “只要你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我相信。”

    “这是你的权利，大卫。”

    “同样，我还相信，你在亚马逊尼亚所做的事情都不合常情。上帝可以作证，我从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五一年起就开始为你工作，可我从来不记得自己答应过干这差使。我是身不由己被水流带走的，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所做的只是努力使自己免遭灭顶之灾。你很可能是个天才，或许你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不同。可我只是个凡人。我厌倦了。我已经五十四岁。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跟你走，非得有简单、盲目的信仰不可。这一点乔治·塔拉斯能做到，我不能。我做不到。我必须理解。你积聚了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财富，却一直没有露过面，而我尽力帮助了你。今天我成了一个有钱的人，比我曾梦想过的更有钱。但是我不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理解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曾经试图让自己喜欢你，有时候还觉得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可现在我心中无数，不知道是不是想要辞职。”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雷伯柔和地说。

    “即使我辞职不干，一切仍将井然有序。我已经做好安排，工作不会中断。倘若我死了，或者离开了，你的事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你建造起来的这台巨大的机器……”

    “是我们一起建造的，大卫。”

    “也许是的。也许我起过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反正这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继续运转。我甚至相信，哪怕你不过问，它也会继续运转。”

    没有回答。恰恰是这阵沉默被塞梯尼亚兹误解为无动于衷，从而深深地刺伤了他。他暗自思量，“我指望什么呢？他已经不通人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逐渐变得精神失常了。”

    确实，到一九七七年甚至更早一些，塞梯尼亚兹已把东五十八街的业务班子组织得无须他驾驭也能正常工作。他生就一副稳健的性情，办事一丝不苟，作风实事求是；不管他自己如何看待上述品质，反正这种出类拔萃的组织才干，使得他从一开始（五十年代）就未雨绸缪。他其至在自己的事务历建立了克立姆罗德非常成功地发展起来的那套隔离保密体制。他把王的业务分成八个互相独立的部门，只有在电子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它们才互相联系在一起。一九五二年，是他向雷伯建议，把所有重要的文件，特别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委托协议书，都存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去。雷伯在科罗拉多州曾经买下一家小银行，好处是那里有个保管库简直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在同等程度上受到地形的天然保护。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塞梯尼亚兹建议雷伯另外再采取一项安全措施——“对此，连我也不应该知道，雷伯。”于是，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或许是在瑞士特普弗勒的地盘，或者是在伦敦奈西姆的护卫下，或者在香港韩某的领地，甚至也可能在所有这些地方，存放着那些文件的一份或几份副本；正本则在洛基山区四百米深的地下。

    一九七七年会见克立姆罗德时，塞梯尼亚兹宣布辞职的话已经到了嘴边。

    回到纽约，塞梯尼亚兹以惯有的效率开始执行雷伯的命令，着手对雅瓦总公司及其盘根错节的子公司网进行调整。（除了雷伯和他自己，任何人都弄不清这些公司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时，雷伯已和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取得联系，在高兹契尼亚克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塞梯尼亚兹把这些公司合并成一个控股公司。然后，他请审计员估价。为此，他选择了一家信誉卓著的事务所。通过估价，这个庞大的有限公司的股份价格便确定下来。证券交易委员会予以批准之后，纽约一家有声望的银行把它们投放到市场上。这是那个财政年度的一件大事。尽管塞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