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愤怒，大卫……”

    这些话与说话人轻柔的声音、和蔼的笑容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们已查出照片上那些作恶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姓名、年龄、家乡，尤其是已经知道谁为他们提供了装备，给了他们从贝伦到塔帕若斯河的盘缠。我们甚至掌握了收据。这些收据是里约热内卢一家公司的职员找到的。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就是若奥·戈麦斯·多利维拉，印第安人保护局的大官，八个月前，他把八十七万五千美元转到了拿骚一家银行的账户上，我们已弄到了他的账号。同样，我们也掌握戈麦斯·多利维拉先生的所有底细。他可远远不如你那么清白，大卫。差得远了。”

    “你打算拿他怎么样？”

    “印第安人保护局是在本世纪初由一个名叫马里亚诺·达席尔瓦·隆东的人建立的，他是个单纯而慷慨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至今还后继有人，有些就在这个局里，他们的精神可嘉。但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至少不是那个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那些觅宝者共有三十八人，组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纵队。他们杀人计划的第一步是发放拌了毒药的面粉和食糖。然后由一个医疗队——你没听错，是医疗队，大卫，里面有两个医生——通过接种病苗的手法使九百个印第安人染上麻疯症。对幸存老则用机枪、凝固汽油弹和毒气搞大屠杀。这些我没有丝毫的虚构，每件事我都有证据，你可以核实。事实上，我正希望你能核实一下。我对你说过，你是我自己的感情的测量仪。”

    “别让我来做这件事的法官。”

    “我不要你做法官。我只是要你以一个没有偏见的证人身份注意即将发生的事情。”

    若热·索克拉特斯把以后发生的事情称为“死之舞蹈”。大卫·塞梯尼亚兹注意了它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继一九六九的第一次巴西之行后，随后的几年里，他又去过多次，最多时一年去五次。

    实际上，他把这出死之舞蹈一直看到结束。在十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台“登记机器”，把他收到的所有信报归档备案。每次与雷伯全面，在一起总呆不了多久。有时侯接连几个星期没有雷伯的一点消息，以致塞梯尼亚兹有好几次竟然以为雷伯有可能永远消失，或者因为他从此不愿再露面，或者因为他死了。

    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会有兴趣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克立姆罗德死亡的消息。何况，首先得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谁会这么做呢？哈斯？除非他比雷伯晚死，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再说，要是王事先没有就这种可能性给他特别的指示，哈斯也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许多王臣都有这种忧虑。有一天，奈西姆·沙哈则路过纽约，也向塞梯尼亚兹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已有五个月没见到雷伯了。塞梯尼亚兹把自己上星期还见过雷伯的事告诉奈西姆，这才使他放心。其实，塞梯尼亚兹说的不是真话：他最近一次见到雷伯是在好几个星期之前……

    只有乔治·塔拉斯一点也不为这些事情着急。他嘲笑塞梯尼亚兹忧心仲件。对塔拉斯来说，王是永生的……

    从一九六七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

    塞梯尼亚兹的职能从他自称的“文牍”变成了全权总管。他要负责经营管理，有些事情还得作出决定。这就需要与雷伯保持更密切、更经常的联系。于是，一项新的程序制订出来了，一切都得通过“必由之路”，由迪耶戈·哈斯管这个口子。

    说来相当奇怪，这段时期他们的私人关系反而不如从前那么好。也许是因为毛特豪森在他精神上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伤痕，也许因为他的心灵长起了一层冷酷的、几乎是可恨的虱子。更主要的是，雷伯发誓说他无限热爱印第安人。在波哥大事件之后，他就是在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栖身之所。

    “即使夏眠